人生由立誌開始。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誌”是追求人生目標的的決心和信念，它為曾國藩的一生提供了精神動力，其聲名事業，皆求一“誌”開始。
曾國藩在二十歲以前，雖然讀書為文，但無誌向，到二十一歲那年，才立誌學聖賢，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他號“滌生”。這滌生二字，便是在這時候改的。改後他痛下決心道：滌是滌去舊染的汙穢，正如袁了凡所說的“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他又給自己寫了一條座右銘道：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隻問耕耘。
曾國藩常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他從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誌自拔於流浴”苦誌學業，到了進京中進士以後，與唐鏡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進了一步，此時他要窮理達德，做聖賢的功夫，他的事業則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而以匡時救世為事事。
又說：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址，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溫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為使誌向得以實現，曾國藩以存誠自養。中國聖賢內聖外王之道，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而最基本的則在於誠意、正心，曾國藩以此自勵，並以勉勵僚屬子弟。
曾國藩以儒家思想作為他的立身態度，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致諸弟書說：
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辭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在這番話中可以看出，曾國藩在功名事業之外，極其重視進德修業之事，以為如此方能無忝其所生。這還是他在初為翰林時的思想。及至晚年，功業已成，身名俱泰，他所時切在念的仍是他自己的德行與學問。如同治八年八日日記說：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剪除改徒之時，憂愧曷已！
念生平所做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曾國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說是千古以來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鹹豐以後，世風日下，人心，日倫，整個國家社會都有分崩離析之危險的時候，竟然能有曾國藩這樣一個節行文章俱屬卓犖不凡的人出來挽救清政府，轉移社會風氣，實在可說是清政府的福分，曾國藩如此的過份謙抑自咎，適足以使人覺得他的成就太不平凡。曾國藩《湘鄉昭忠祠記》中的一段話，頗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抱負。文說：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還遊之遠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曆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他在這一段文字中所提出的“誠”“拙”二字，正是他自己所用來鼓舞人心與轉移風氣的特性。薛福成所撰《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亦曾說到這點，而且特別以強調，說：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與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鑒，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動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
由以上所述可知，曾國藩能在天下動蕩之時挺身而出建立偉業的原因了。
成功語錄：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向收獲，隻向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