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障礙
蔣經國除了讓蔣家第三代放手抓權之外，傳子部署的第二個步驟，就是清除傳子的障礙。這一障礙就是當時權勢熏天的王升勢力和與蔣家發生離心傾向的蔣彥士。
王升，這位江西老表，1916年出生於一個農人之家。早年追隨蔣介石，屬黃埔係。畢業後在江西軍隊中任文書，蔣經國返國後，王升參加了蔣組建的三青團，追隨蔣於鞍前馬後，成為蔣經國贛南派政工係的骨幹，專門從事蔣的私人事務。追隨蔣經國初期，王升可謂是趨炎附勢、“報憂最好先報喜”的典型。王升的同學曹雲霞說：
“王升對於這一套確有獨到功夫，同學都明白他對蔣氏是知情上報最勤最多的一個，他曾經鼓勵同學也這樣做，並且推廣他的要訣：報憂最好先報喜。” 王的具體辦法是： “他向蔣主任送情報，多是先恭維蔣氏的英明卓越，並具體舉出蔣氏某句話、某項措施深得人心，備受擁戴或報自己效命的‘功績’，讓蔣氏高興得意，然後再報‘敵情’、‘異態’、‘不利情況’，等等。這就是每上報一次，就先討得一回歡心。”
抗戰勝利後，王升搖身一變，又成為政大學生，後任青年中學校長。蔣經國與俞鴻鈞赴上海出任經濟督察時，王升又協蔣組建“戡建”大隊，棒打“上海虎”。此時王也發表《告上海青年書》，要求青年人配合蔣經國的“打虎”行動，“將上海改造，罪惡改為幸福，黑暗換上光明”。然而虎沒打成，蔣經國黯然離滬，王升也逃之天天。
國民黨退台初期，王升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第一副組長，籌建政工幹校，1951年後任該校教育長，後任校長。該校就其性質而言，讀書其次，反共第一。王任校長後，一麵擔任行政工作，一麵教授“領袖言行”，要學生“無條件地服從領袖”，“為領袖生，為領袖死”，甚至說“領袖給你官做，你要服從，不給你官做，也要服從”。為了酬勞王升對蔣家的忠心不二，蔣經國提拔他出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同時將王作為自己的忠實黨羽，與陳誠竟爭。此間，王升利用蔣經國的權勢與地位，控製了特務、政工實權，人稱“毛人鳳第二”。蔣介石病逝後，蔣經國將王提升“總政治作戰部主任”，晉升陸軍二級上將，成為台灣知名度最高的軍人之一。中壢事件後，隨著台灣政治氣氛的日見緊張，加上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支持，以王升為首的政戰係統成為一股相當強大的政治集團，1979年國民黨召開十一屆四中全會時，王升不僅躋身國民黨中常委行列，參與權力核心的決策，而且其政戰係統的梁孝煌也接管國民黨組工會主任。自此，政戰係統在國民黨內勢力大增。
台美於1979年元月“斷交”之後，中共製定了實現祖國租平統一的新方針，使兩岸關係發展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王升等人組建“劉少康辦公室”。如前所述，該機構被外界稱之為國民黨中央新的權力核心，也有人稱之為國民黨的“小中常會”。王升的所作所為“縱無司馬昭之心”，卻有“王莽之勢”。
由於王升把持的政戰係統勢力過分膨脹，不僅使黃埔係統的職業軍人對王與政戰係統很反感，就連國民黨大佬兒也群起攻王。於是反王聯合戰線在這種氣氛下逐漸形成氣候，當王升應美國邀訪之時，黃少穀、馬紀壯向蔣經國直諫。蔣經國是聰明人，他體察情勢發展，深感王升長期受寵，班底雄厚，效忠王升的人，不一定效忠幼主。出於這種考慮，加上黨軍係統的反王聲勢，蔣經國毅然采取“削藩”政策。蔣經國對王升說：
“劉少康似已形成雙線領導，有兩位中常委對我談及此事。我一向對黨內重視團結，不許有派係，我以為劉少康再發展下去，勢將另成一個派係。”“我認為劉少康結束對你是有益的。”
王升離開“劉少康辦公室”，同時也離開了“總政戰部主任”一職，該職由許曆農繼任，當時，國民黨核心圈內有人主張王升調空，有人建議調“特別助理官”，有人主張調“戰略顧問”。蔣經國告訴別人稱：“他已有安排，不必再表示意見。”蔣的意見是王升最好不調空，調“聯訓部主任”為宜。郝柏村作為王升的朋友，表示了不同意見，但蔣經國堅持自己的意見。最後蔣經國經審慎考慮，決定外放王升任台灣當局駐巴拉圭“大使”。蔣對王說：“派你去當‘大使’，是我提議的。此一曆練對你將有幫助，我一度當過東北外交特派員，對我是一大曆練。”
此間，王升到各軍校演講，反王派搜查王升言行上報蔣經國，使蔣頗感不快。據郝柏村1983年7月28日日記記載：
“‘總統’在談話中對王升表示兩點不滿：
一、據說王升在離職前到政戰學校講話，謂‘殺掉一個王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升’。
二、王升寫信給‘總統’，提到我請他到各官校作係列的思想及精神教育講話，他拒絕了，因為他是最反共的。‘總統’說他這句話不知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