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是舉世狂歡的年代，繼希特勒的巢穴被盟軍摧毀之後，日本也於8月在中蘇聯軍的猛烈反攻和美國原子彈的隆隆爆炸聲中舉起了白旗。此際，脫離了戰爭苦海的中國人民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一樣，為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而狂歡，同時希望休養生息，重建家園。然而，內戰的陰雲又在高唱和談的煙幕中悄悄向人民逼近。作為中國執政黨——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置全中國人民要求和平與重建家園的美好願望於不顧，更不聽從曾是對手又是朋友的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進行民主改革的良好建議，悍然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全國性內戰。戰爭之初。蔣介石憑借手中精良的武器、龐大的現代化軍隊、全國政權和美國的支持，叫囂要在半年之內消滅共產黨，“讓解放區成為曆史上的名詞”。
曆史是無情的，誰逆曆史潮流而動，誰就將被曆史的潮流所衝垮。僅僅經過3年多的時間，氣焰驕橫的蔣介石就在自己發動的內戰中敗北。有人作過統計：蔣介石指揮軍隊在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較量中，以每月平均丟失相當於英國或羅馬尼亞麵積的管轄範圍、平均每月被消滅20餘萬兵力的規模和速度，走向統治大陸的終結。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蔣介石損兵150餘萬人，創下了世界大失敗的空前紀錄。正是在人民解放軍的沉重打擊之下，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秋”。蔣經國形容此一時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急存亡之秋”。
上海灘“打虎’。
早在抗戰即將勝利之際，為爭取蘇聯及早對日作戰，蔣經國受父命協助宋子文赴蘇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期間，蔣經國與宋子文等五晤斯大林。經雙方努力，終於在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日舉行條約簽字儀式。蔣經國返國後，被委以外交部東北特派員，與熊式輝、張嘉墩一起赴東北主持接收事宜。由於蔣介石堅持反蘇反共的立場，他在東北的主張與蘇聯的企圖發生矛盾，為此，斯大林邀請蔣經國訪蘇。斯大林在與蔣經國談話時，告誡蔣介石不要讓東北進入美軍一兵一卒，否則東北問題難以解決。由於蔣氏父子很難接受斯大林要中國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的主張，故此，東北與蘇聯之行，使蔣經國沒有任何建樹，所謂交涉隻是一場空話。後來蔣經國談起東北之行時，傷心得流淚說：“軍事行動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醜。”
蔣經國從東北回到南京後，悶悶不樂。隨著反共戰爭形勢的江河日下，他為協父挽救頹勢，組建了“戡亂建國訓練班”，並成立了若幹“戡亂建國大隊”。1948年7月12日，蔣經國書告上海“戡建大隊”隊員說：
“上海是惡勢力的集中地，戡建大隊要想向惡勢力進攻，必須要認識敵人，研究敵人，並且更要認識自己，組織自己，所以第一步的重要工作，就是自我訓練”；“第二步的重要工作，應當是發展組織”。“在戡建大隊的旗幟上，應當寫上‘大公無私，除暴安良’八個大字”。
軍事上的大潰敗與經濟上的全麵崩潰緊密相連，相互製約。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使軍費開支急劇增加，造成巨大的財政赤字。如何彌補巨大的財政赤字呢?由於人民不支持蔣介石的內戰政策，稅收大大減少，國民黨當局債信已全部喪失，內貸無門，除了乞求美援外，國民政府的主要辦法是濫發通貨。濫發紙幣的結果必然導致物價飛漲，物價飛漲反轉過來又促使通貨更加膨脹。這種惡性循環使“中國民族工商業日趨於破產，勞動群眾和公教人員的生活日趨於惡化，為數眾多的中等階級分子日益於喪失了他們的積蓄而變為毫無財產的人”。
當惡性通貨膨脹引起整個社會騷動並危及國民黨政權後，蔣介石絞盡腦汁企圖依靠美援和黃金外彙來回籠法幣，以減緩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但由於紙幣增發迅速，黃金、外彙庫存急劇減少，到1947年2月止，黃金庫存就由600萬兩減少到200萬兩左右；中央銀行的外彙資產也減少到32700萬美元。此時的國民政府已無力組織貨幣回籠。在此情形下，蔣介石遂下決心實施幣製改革。1948年6月8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稱：“茲為挽救當前社會經濟及政治軍事等重大危機，實應謀幣製改革，不可借準備未完，條件不足，或時機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8月19日，蔣介石行使《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關於總統在“戡亂時期”可緊急處分的特權，發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彙資產登記管理辦法》和《整理財政及加強管製經濟辦法》等5個文件。文件的要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