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同我見麵的時候，送給我一本他在一九三八年用羅馬字翻譯的H．G．Wells的名著《世界小史》，四十年後的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三版，可見這本書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他酷愛西洋音樂，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用羅馬字翻譯和著作了四部有關歌劇的巨著。每部都有二三百頁。決心之大，用力之勤，使人驚歎！
日本羅馬字社理事橘田廣國先生把我的《漢字改革概論》翻譯成日文。村野先生邀請有名的幾位學者對這個譯本進行訂正，經過三年之久的精心工作，然後出版。這種認真的學術精神，使人萬分欽佩！
使我不能忘懷的是，一九八五年我同中國文字改革參觀團到日本，承村野先生和日本羅馬字社各位先生們熱情招待。特別是在三和銀行的高樓上舉行座談。從那高高的樓窗裏，可以俯瞰日本皇宮的花園。這使我想到，時代改變了，一個自由的學術時代來到了，羅馬字運動可以不受限製地進行，東方語文的現代化可以有新的發展空間了。我從樓窗向外觀看，看到一片美麗的景色，一片新時代的光明！
村野先生去世了。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東方語文現代化的光明時代。
（本文由日本著名的羅馬字運動者橘田廣國先生翻譯成為日文，刊登在《羅馬字的日本》期刊第四七七期，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
魏建功：台灣普及國語的開創者
魏建功先生是我的師輩。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學者和語文改革家。不僅我如此崇敬他，我的許多同輩也如此崇敬他，因為他是一位始終堅持五四精神的大學者。
一九五五年十月，我來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之後我被調來文改會工作。建功先生是文改會的委員，從此我有機會常常向他請教。
我第一次拜見他的時候，我對他說，我一早就讀過他的文章和專著，我是他的一個未及門弟子；我對語言文字是外行，我的一點語言文字知識主要是從他的書裏得來的，可是學得一知半解，實在慚愧。
他說：“不要客氣，我也讀過你的文章，我們彼此學習，不分師生。”他如此謙虛，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
全國文改會議之後，文改會立即進行漢字簡化工作。建功先生對傳統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見特別受人尊重。他對《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個簡化字都細細斟酌。他的負責精神，使人肅然起敬。
他和我都是中央推廣普通話委員會的委員。在推普方麵我更要向他請教。關於推普，他最有發言權，因為他是國語運動的老前輩，又是台灣推廣國語的創辦人。誰的經驗也沒有他豐富。
他曾告訴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原來以日語為行政和教育語言，光複後不能繼續使用日語，台灣變成語言的空白區，推廣國語成為當時的首要工作。台灣人民學習國語非常努力，當局推行國語非常認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證。
當時我想，大陸人民不像台灣那樣急於需要共同語，大陸地方當局也不像台灣那樣重視共同語，我們麵對的推普困難，不是來自地區太大，而是來自慣性太強。我把我的想法告訴建功先生，他同意我的想法。
五十年代的文改工作，以製訂漢語拚音方案為重點。建功先生和我都是拚音方案委員會的委員。他對拚音方案的製訂工作極為重視。他不反對當時領導要我們重新研究民族形式方案，但是在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之後，他積極支持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方案起草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基欺希”用“哥科喝”來兼差，另一種是“基欺希”用“知蚩詩”來兼差。兩種意見難以調和，工作不能快速前進。我問建功先生，這怎麼辦？他說，他不偏向於哪一方，這件事不必著急，要深入思考，找到一種使雙方都能滿意的折中方案。後來，產生了“基欺希”用獨立字母的折中方案，也是更好的方案。
建功先生主持《新華字典》的編輯工作，編輯原則在當時的字典中是最新穎的，一直由他親自指導。《新華字典》在拚音方案公布之後立即采用拚音字母注音，並且在使用方法上合乎學術要求，這對方案的推行有重大影響。在多年中，《新華字典》這本印數巨大的小書，是唯一可以用來作為禮品贈送外國元首的出版物。“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對漢語拚音方案，《新華字典》幾乎被迫放棄拚音注音，在建功先生力爭之下終於保持了使用拚音。
我和建功先生見麵，三句不離本行，總是談的文改。他對文改有長期經驗，他的意見最為寶貴。他認為文改是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工作，需要積極進行。但是，文改極難，性急不得，隻有鍥而不舍才能有所進展。他的意見是多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