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弘揚中華傳統茶藝文化，挖掘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茶文化之精神文明，四川資陽市金迪飛龍集團董事長劉官銀先生，從2006年初開始邀請和會同川內茶界有關學者、史學專家，尋訪、查閱有關資料，足跡遍及我國茶源屬地。《聖茶祖師王褒傳》初稿，完成於公元2009年初。盡管距西漢王褒的時代相去兩千多年，但王褒遺存的文獻和相關史料，卻完全可以證明王褒是我國曆史上有據可查的茶文化始祖。
20世紀70年代，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助力，中國茶藝的發展可謂如火如荼，茶界學者提出“複興中國的茶文化，研究我國的茶藝曆史，保護茶藝非物質文化遺產”。茶界學者研究證明，茶文化萌芽於西漢，成形於唐宋，之後漸漸傳入日本。而今人們津津樂道唐宋明清的茶藝文化時，竟有人稱茶之起源在印度和英國。然而，印度也好，英國也罷，均認為茶之起源在公元幾百年之後，而中國茶之起源見諸於文字記載的卻是公元前59年四川資陽人王褒之《僮約》。後人在研究茶之起源時，雖然有“茶發乎神農氏、聞（傳說）於魯周公”之說，但這些說法卻沒有切實的依據。當茶與茶具及茶葉貿易正式進入文字記載，王褒所著《僮約》則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的第一人，比之印度、英國自稱茶之起源早了五六百年。由王褒的“烹茶盡具、已而蓋藏、武陽買茶”十二字記載足可證明。王褒的時代，茶藝就已形成，“烹茶”便是一種茶藝，“盡具、已而蓋藏”則是對茶器茶具的清潔及珍惜保管。值得珍惜的器皿當屬上乘器皿。而“武陽買茶”則說明茶已形成於市，茶之貿易已很廣泛。《僮約》之“十二字”關於茶的記載，足可證明王褒是迄今為止研究茶文化之第一人，當是記載茶文化的祖師。
正基於此，為挖掘王褒茶文化精髓，劉官銀先生高度重視，以弘揚我國茶文化為己任，以科學的態度，尊重曆史，大膽賞識，組織有關學者，決心完成茶文化起源的挖掘工作。王褒遺存的文獻蘊涵了王褒清晰的生平。《僮約》如同當年農耕大百科全書；一篇《益州記》又印證了王褒踏遍了現今縱貫川西北到川西南的遙遠足跡。正是《益州記》從現今甘肅武都縣到四川鬆潘，經汶川到廣漢至都江堰，再到彭山、峨眉、雅安、西昌和宜賓，王褒的足跡可稱遍布川西。循著王褒當年的足跡，考察團隊往返成都、雅安、蒙頂山、蒲江、夾江、彭山（古武陽）等地，搜集王褒茶藝文化形成的淵源，從而決定以“茶藝文化”為主線，以王褒現存文獻為脈絡，將王褒所經曆的曆史事件，加以文學提煉，這便是《聖茶祖師王褒傳》。
為王褒作傳，除根據王褒現存文獻為依據外，其相關地市名勝及其故裏遺跡也為王褒傳奠定了堅實基礎。對此，作者以王褒文獻的發生脈絡，以《九懷》《中和樂職宣布詩》《四子講德論》及《益州記》《僮約》為據，撰寫了王褒在故土和益州（即現今成都）的生活經曆，並依據史有記載的王褒同時代名人的事跡加以佐證。同樣，又以《聖主得賢臣頌》《洞簫賦》《甘泉宮頌》等文獻，著就了王褒在宮廷輔佐漢宣帝、侍奉太子（即漢元帝）的係列生活。最後，以史實為依據，以成都、西昌以及今之昆明“金馬碧雞坊”為證據，完成了王褒受漢宣帝重托尋訪“金馬碧雞”及貢茶而客死他鄉的遺憾人生。
王褒一生舞文弄墨，酷愛音樂，善吹洞簫，而《僮約》之“烹茶盡具、已而蓋藏”及“武陽買茶”則奠定了其喜茶的基調。故而全書寫王褒以文求仕、以茶會友、以茶明誌、以茶清心並將茶事帶進宮廷、娛樂宣帝及其王公大臣便是順理成章了。這也便是《聖茶祖師王褒傳》命名之由來。
如今，金迪飛龍集團金迪大酒店專設“王褒茶藝館”，意在進一步挖掘王褒茶文化精髓，弘揚中華茶藝文化，從而確立我國茶藝文化生發的基礎淵源，使人們對茶藝文化的發源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便是此書意欲達到的目的。
本書冠以“傳記”而不是演義和傳奇，其基本原則是在現有文獻、實物古跡以及有史可查的資料基礎上形成，並非人為杜撰和編造，因而命名為“傳”。當然，由於作者閱曆、目力以及資料所限，本書必有諸多不足或不盡完善之處，懇望茶界學者、史學專家和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由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曾清華作序，並得到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孫前先生、四川省茶協會、四川省旅遊局、中共資陽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市旅遊局、市旅遊協會及雁江區委、區政府、區政協、區旅遊局、雅安市政協、名山縣政府、雅安市旅遊局以及社會各界大力支持，在此一並致以深深的謝意！
著者。
200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