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一心想獻身報業的陳布雷，當起了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是揣著知遇之恩來為蔣介石做事的。然而，當陳布雷興致衝衝地進入政壇後，蔣介石要他做的不是軍師、顧問，而是一支聽話的“禦用”筆杆子。這種政治身份使得他在任職期間，為了政治需要，不得不為蔣介石不斷地編織謊言。
五、“我如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一個多月後，蔣介石回到老家溪口養傷，隨後，他把陳布雷叫到了住處，要求陳布雷撰寫一篇《西安半月記》，把事變經過寫清楚。
蔣介石為了西安事變理論輿論，顯示他領袖高明偉大，非要編纂出一段他在西安的所謂英雄事跡。對張學良、楊虎城怎麼曉之以理，怎麼勸說他們，總之他要達到這麼一個目的。
——全國政協民國文史專家楊玉文
陳布雷無法違拗蔣介石的旨意，隻得惟命是從，但內心裏卻十分痛苦。開始動筆寫了不久，陳布雷感到心中很煩，寫不下去了。屋外客人很多，蔣介石住在溪口後，看望、請示、彙報的人絡繹不絕，屋內陳布雷內心甚是鬱悶。
蔣介石要他寫《西安半月記》，這是他一個違心之作，但他又不得已而為之，顛倒是非說謊言，這不是他的性格，也不是他內心真實想法。
——中國文史出版社副總編輯劉劍
為政治編寫謊言，這不是第一次，以往他都畢恭畢敬的遵從蔣介石的旨意，毫無怨言。但這次，他委實是編不下去了。寫，還是不寫？他痛苦之極。
對他來講，這也是內心極大的痛苦，他曾講，軀殼和肉體已漸為他人一體，這是違心之作，他也沒辦法。
——中國文史出版社副總編輯劉劍
為了能讓陳布雷靜下心來，蔣介石把陳布雷送到了杭州。
在新新旅館的一間房間內，寫字台上攤滿了稿紙，有許多已揉成一團。溫文爾雅的陳布雷，一反常態，把狼毫筆在墨盒裏亂戳，猛地戳斷了一支筆頭，夫人王允默又遞給他一支，陳布雷接過毛筆蘸了蘸墨汁，在紙上又塗了起來，一會兒又把紙捏成一團，擲筆長歎一聲。
這是又累心又累力氣的事。據說他當時很是煩躁。部下勸他吃飯也不吃，最後就把他妹妹請出來，給他小女兒陳璉請出來。最後，他沒辦法還是給寫了。這個應該說是他一生中最費勁的也是最不好的一篇文章了。
——全國政協民國文史專家楊玉文
《西安半月記》交上去之後。陳布雷多次向身邊人訴說過內心的苦衷：“我如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但是，最終“忠於領袖”的愚忠思想還是壓過了他的牢騷。
陳布雷的思想又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受舊的傳統教育非常深，有一種忠君的思想，忠君的思想始終左右他，他雖然反帝反封建，但他跳不出封建思想對他的影響。
——中國文史出版社副總編輯劉劍
解說：
寫完《西安半月記》的陳布雷，懷念起在上海棋盤街那段報人的生活。如今的他卻不能像報人那樣自由了，進入政壇，做起了領袖的筆杆子，他已不能回頭了。
他所寫的東西，跟他內心的想法是矛盾的。抗戰初期，陳布雷寫了蔣介石的廬山談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寫了這些名篇，那都是抗戰宣言，可以說是千古名篇，這些文章是符合他的思想的，所以他寫完以後心情愉快，而且還津津樂道，這是發揮他的才能他願意寫的東西。
——中國文史出版社副總編輯劉劍
他曾對妻子說：“我頗想到杭州置買一塊田地，不管價錢多高，為我退隱先作一點實際準備。”為此，他動用了自己多年的積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澗買了一塊田地。
但沒有想到的是，這塊地不曾作過他的退隱之處，卻是作了他最後的歸宿之所。在1948年12月10日，他的靈櫬歸葬於杭州九溪十八澗。
抗戰中後期，陳布雷在思想上陷入越來越深的苦惱之中，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寫文章時的言不由衷。文章的言不由衷使陳布雷身心疲憊，突生歸隱之心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愚忠和所謂“知遇之恩”麵前，這種矛盾還是被壓製了下去。這個時期的陳布雷雖然厭惡政治，但是還未到自殺棄世的地步，他依然對蔣介石唯唯諾諾，忠心耿耿。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的形勢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六、樹欲靜而風不止
1945年的8月，抗戰取得了勝利，國民政府向各大城市派出特派員或接收委員，接收敵偽資產，這些腐敗的特派員和接收委員，被老百姓譏諷為“劫收大員”。
不但如此，國統區的物資也被派下來的劫收大員貪汙，美元兌換黑市異常猖獗，而政治上的腐敗迅速導致民心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