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集子所收的都是這二四年來寫的有關曆史、社會史、文化史的文章。我是學文學的，工作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於是這些文章、言論的出版就有些不務正業之嫌，無論是在業內還是在業外，也許都不會被看好。孟子有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就是說放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種，卻來耕別人家的田地，這是越俎代庖，輕者言是“多事”，重者則說是“搗亂”。有位在台灣高校教書的朋友對此感到難於理解。他說他在學校開的課是五花八門，誰也沒有來說三道四，學生還很高興。我告訴他，大陸研究單位與一般高校不同，分唐界宋，十分清晰，越界的人很少，每個研究領域的人們似乎都在自己的圈子內交流，不論是和風細雨也好。揎拳捋袖也好，大體上不逾那個圈子，圈內人彼此都知道。如同聶紺弩先生那首《推磨》詩中所寫的“連朝齊步三千裏，不再雷池更外頭”，很少有人到不知道自己的圈子裏說三道四，即使說了也很少有人認真去聽。
有人批評我在研究方麵的興趣主義。認為我常常越界是被興趣鼓動的，這話說得也對也不對。說對，我的確有注重興趣的一麵，對某一問題有了興趣，不管跟研究的主題相去多遠，總是要跟蹤一番，有時去了之後，樂而忘返；說不對，那是因為老來童心猶在。缺少專注力，興趣轉移得也很快，當那種探尋的強烈欲望消失以後。便迷途知返了。
另外，10多年米我做研究的總題目和深入探索的根本目的本身並沒有什麼變化。沒有“二三其德”，見異思遷。所以盡管寫作的題目似乎涉及麵很廣。但總的說來還是圍繞著我10多年來一貫關注的主題，那就是古代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古代文學對國民性格形成的影響。中國的老百姓大多是缺少宗教感的，因而在非理性領域，文藝作品對人們的思想性格就有深刻的影響。清代學者錢大昕在《正俗》篇中把通俗小說與儒釋道三教並列，稱為“小說教”，強調通俗文藝作品的影響是能夠直達人們心靈深處的。而且他認為通俗文藝作品所宣揚的是與“三教”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這些作品在社會上廣泛流傳，老百姓把它們當作認識社會、認識曆史、評價善惡和參與社會運動的依據。梁啟超、魯迅都認為這些通俗文藝作品與國民性的形成有著極大的關係，所以錢大昕把它提高到宗教的地位來研究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小說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重大問題，它牽扯到許多學科，可是各個學科對它關注都不夠。本集中許多長短文章都是描述“小說教”和世道人心互動關係的。在描述中涉及到其他學科研究者關注的問題，如曆史進步的動力問題、農民武裝反抗運動的評價問題、招安問題、江湖文化問題、遊民意識問題、社會控製問題、社會規範的確定性問題、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問題、社會邊緣人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史學界、社會學界大都有過深入的研究，本集文章走筆涉及隻是提出些個人的想法，一些想法溢出了所謂的“定論”的規範，不免會令該領域的專家們皺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