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
而正如周璿自己所發誓的，她將繼續奮鬥到底，之後兩年內她陸續主演了《夜深沉》《解語花》等十七部電影，並演唱了其中三十六首插曲，這在中國電影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周璿的影片，在東南亞的熱度，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好萊塢巨星珍妮麥當娜和狄安娜。這種圍繞市場而進行的商業化運作模式，即使現在，影視界恐怕也是望塵莫及的。周璿之所以成為周璿，是令人難以明白的，特別是在離開嚴華之後，她的人格有著一種更加趨向於超塵的勢態，1941年的電影皇後選舉，周璿自然而然獲“影後”桂冠，但周璿卻拒絕了這種虛名，“對於影後名稱，絕難接受，並祈勿將影後二字，涉及賤名，則不勝感荷……”這種心態與之前胡蝶獲名後的態度，可謂是對比鮮明。清雅、高貴，這樣的詞彙讓我們很難想到生長於顛沛流離生活之中的周璿是怎樣擁有的。如果一個人的一生總有一些奇遇的話，那恐怕我們也難從周璿口中得知。我們隻知道，這個不圖名利的女子，有著相當樸素的心態，從不把自己當作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時時刻刻保持著一種謙虛。她在數次采訪中曾顯現出她的率性和自然，例如“問（記者）：你以為在現時代下，觀眾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影片？答：教育片。問：在新體製下，每一個影人應抱什麼態度？答：盡力自己的本分工作。”這樣的回答，仿佛是謹慎而又謹慎的，卻也從另一方麵向我們明示了她對演藝事業的態度，那就是從不自我膨脹，永遠保持在一種“不滿”狀態……
1944年，周璿陸續又拍攝了《鸞鳳和鳴》，其中一曲《討厭的早晨》勾勒了“如今是馬亂兵荒，眼見得國破家亡”的上海地圖，同年6月，拍攝十四部電影版的《紅樓夢》，扮演林黛玉，並演唱《葬花詞》《悲秋》，傳至東瀛。次年主演《鳳凰於飛》中的吳淑貞，演唱了最負盛名的詞作者陳蝶衣的《笑的讚美》《慈母心》《鳳凰於飛歌》等十一首插曲，並在金都大劇院開了她的首場演唱會，刊載於1945年5月《上海影壇》說：“據說三天歌唱會共售400餘萬元，除一切必要開支外，周璿名利雙收。”
1947年，影片《長相思》首次上映，其中的插曲《夜上海》《花樣的年華》等再次風靡影壇，受到了香港公眾的空前歡迎，據當年的報載，海外公司到香港購買唱片時，皆指定要《夜上海》和《黃葉舞秋風》等，銷路暢通，打破了之前所有記錄。而周璿的版稅，一年便達到了2000萬，一直瞧不起上海人的香港人，受到了周璿刮來的海派文化的空前洗禮。
死在上半天，杭州西湖裏
自與前夫嚴華分開後，周璿再沒有結婚。她的第二段戀情，是與上海一家綢布店老板的兒子朱懷德同居。朱懷德是一個家道殷實，處事細致的標準上海男人，兩人一直交往了八年之久。但周璿一直是充滿著懷疑成分的，她引以為戒，謹小慎微，她感到隻有把全身心投入到電影當中，心中恐怕才不會有失落之感。畢竟，她已經發誓成為一個新的自己了，重蹈覆轍的事情，如果再錯，那隻能是陷入萬劫不複之境。
然而命運還是給她帶去了抹不去的痛，與其說是命運所造，不如說是自己所造。1950年7月，已經懷孕8個月的周璿從香港回到上海，這個決定讓她的後半生為之改變。回到上海，周璿登報聲明與朱懷德脫離同居關係，以證明懷中孩子並非朱懷德所生，而麵對朱懷德的糾纏，她則置之不理。生下兒子敏敏（周民）之後，某個知名人士曾驚呼：“嗨，這個孩子怎麼和×××像從一個模子裏麵刻出來的！”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之下，周璿對自己的演藝前景非常消極。她在給香港的朋友李厚襄寫信時曾抱怨：“……近因播音唱了歌，報上挨罵，在任何環境中都有派別，將來拍戲又不知怎麼樣來應付呢！太難了！”她敏銳地感到，如今的環境並沒有新中國成立前那麼寬鬆了，她曾想再到南洋巡演，多賺一些錢，卻苦於不能出行。“有一點要告訴你，關於（赴南洋）唱歌之事暫時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們會對我不滿，切記！切記！……我覺得自己意誌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頭，一言難盡，不說也罷。”一向自信而樂觀的周璿，陷入到一種無法適應的狀態。1951年4月，周璿接受邀請，準備拍攝《和平鴿》的戲。出演之前，她已經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麵是自己不願出演的立場，另一方麵卻是大環境的裹挾。她恐怕並不能適應這種忽然轉變的政治環境、社會氛圍，一向認為自己是“為唱歌而生”的她，忽然在當時受到大範圍輿論的指責，她的精神已經找不到歸宿了。她曾想“要大哭一場”，卻又不敢明說這種“哭”是為何而哭，莫名的恐懼讓她不知該如何麵對，隻能隨波逐流，一改往日的自然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