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約（441～513），字體文，南朝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曆仕宋、齊、梁三朝，以詩、文、史學著稱於世，曆史上習慣地把他看作梁朝人。
沈約祖父沈林子，仕宋官至諮議參軍、建威將軍、河東太守，卒於永初三年（422），追贈征虜將軍。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內部鬥爭中被武陵王劉駿（即宋孝武帝）所殺，時年三十八。自此，沈約家世一度中衰。
少年時代的沈約是在“流寓孤貧”中度過的。他曾乞求於宗族鄉黨的幫助，得米數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約在孤貧之中卻能“篤誌好學，晝夜不倦”。他的讀書方法是“晝之所讀，夜則誦之”。他母親擔心他用功過度，有傷身體，常以減少燈油、息滅炭火的辦法來限製他的夜間讀書。沈約後來自述說：“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他深知父親死於皇室紛爭之中，自己一時難得仕進，但並不因此而荒廢學業。經過刻苦讀書，他“博通群籍”，又寫得一手好文章。
沈約入齊以後，仕途暢達。齊初，為文惠太子屬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斷升遷，至齊武帝時官至禦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這期間，沈約曾有機會校閱皇家所藏四部圖書，這對他的撰述晉史大有裨益。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晉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晉書》120卷，自謂“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並在永明初年丟失了第五卷。從齊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國史，齊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實已不能專心於晉史的撰述。
沈約有濃厚的門閥意識。永明八年（490），他因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璋之一事，上書奏彈王源，認為：王源雖然“人品庸陋，胄實參華”，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他建議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錮終身”，即永遠禁止其參與政治活動。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使已汙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士庶與門第之別，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這是門閥時代的社會特點。沈約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這個社會特點。
齊明帝時，沈約任國子祭酒。齊末，為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他跟蕭衍過往甚密，被引薦為驃騎司馬，所任將軍如故，做了蕭衍的屬官。
齊、梁更迭之際，沈約是蕭衍謀取帝位的主要策劃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讖語“行中水，作天子”，以證蕭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應“天心”、下符“人情”，當作天子。蕭衍稱帝（即梁武帝）後，沈約始終受到重視，不斷升遷。天監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後又贈特進，地位顯赫。
在這期間，中國思想史上發生了一次“神滅”和“神不滅”的激烈的論爭。沈約是“神不滅”論的積極維護者。
南朝時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現了反佛的鬥士。劉宋時期的史學家範曄是一位無神論者，“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確信“天下決無佛鬼”。蕭齊時，竟陵王蕭子良“精信釋教”，而他的屬官、無神論思想者範縝則“盛稱無佛”。蕭子良質問範縝：“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範縝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範縝還進一步批評佛教的“因果”論，闡述他的“無佛”思想，以問答的形式，寫出著名的《神滅論》，認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此論一出，“朝野喧嘩”，蕭子良“集眾僧難之而不能屈。”範縝還表示絕不“賣論取官”。
梁武帝天監六年（507），範縝的《神滅論》公諸於世，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梁武帝是一個佞佛的皇帝，他動員王公朝貴六十餘人著文圍攻範縝，範縝在理論上終不後退，顯示了他的無神論思想的堅定性。
在這次激烈的思想辯難中，沈約先後寫了《答釋法雲書難範縝神滅論》、《形神論》、《神不滅論》、《難範縝神滅論》、《六道相生作佛義》、《因緣義》等文。沈約申言：“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論，良用駭惕。”（《答釋法雲書難範縝神滅論》）他在《神不滅論》中辯解說：“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粗，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沈約用壽、夭來說明形神之別是一種詭辯；宣揚“養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謬之論。但他說的“神不滅論”卻又帶著濃厚的世俗等級色彩，即“聖人”之“神”可以“長存”，而“凡人”之“神”還是要堙滅的。這顯然是為了用“神不滅論”來“證明”現實等級社會的“合理”。宗教觀念和等級觀念在這裏是結合在一起了。沈約所撰的《內典序》、《佛記序》等文，也都是在反複宣揚這些觀點。這種觀點在《宋書》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靈驗的故事出現的，有的是以“天命”所歸的說教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