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遣返俘虜的專用火車進站了，施韋澤搭上這載滿俘虜的車子，經過瑞士再駛抵德國。沿途每靠一站，便會有大批俘虜下車返鄉。這條路非常長，不知停了多少站，一列一列的車廂逐次卸下，最後，隻剩下幾節了。7月15日清晨，火車駛近瑞士某一個城市的車站，突然聽到有人在喊：“施韋澤先生！施韋澤先生！”
施韋澤循著聲音望去，啊，那不是神學教授阿諾爾德·邁耶以及歌唱家考夫曼等一群老友嗎？他們向他揮手，大喊他的名字，迎著他走了過來。
不久，車子又發動了，在駛往康斯坦茨（德國國境上的一座城市）的路上，車窗外呈現出一片荒涼的景象，原有的田園風光消失得無影無蹤。戰禍波及之處，不知毀滅了多少生靈，隻留下了饑荒與悲愴。
康斯坦茨的街道受到炮火的洗禮，處處是斷垣殘壁，似乎還可以聞到火藥的味道。目光所及是一張張清瘦的麵孔，拖著蹣跚的步子，好像隨時都有倒下的可能。
施韋澤在康斯坦茨受到嶽父嶽母的招待後，隨後又起程前往斯特拉斯堡。抵達斯特拉斯堡時已近傍晚，為了預防空襲，城裏的燈火受到管製，街上一片漆黑，隻能借著月光趕路。施韋澤和妻子在此必須暫時分手，他妻子到附近親戚家借宿，他到托瑪斯教堂旁的一位朋友家暫住。
施韋澤父親的住宅在京斯巴赫，現正處於交戰區，必須要有出入許可證才可以進入。幾天後，他終於拿到許可證，興衝衝地立刻上路，火車隻能駛到京斯巴赫，剩下的15公裏要靠步行。由於受到戰火的洗禮，已辨別不出昔日的影子了。1922年他們離開這裏前往非洲時，此地還是一片寧靜祥和，如今已麵目全非，蒙上一層灰色的陰影，不時聽到從遠處山區中傳來陣陣的大炮轟擊聲。許多地方都安上了機關槍架，房屋全都被破壞，繁茂的樹林隻剩下光禿禿的樹幹稀稀落落地豎在那兒。到處都貼著標語，警告大家要隨身攜帶防毒口罩，可是，村裏人好像已忘記了戰爭這回事，各忙各的，仿佛完全脫離了戰爭險境似的。
父親對於炮擊視若無睹，埋首於書案毫不動容，村裏有許多軍人進進出出，牧師公館也駐紮了軍隊。農民們對於戰爭已經麻木，他們隻關心農作物的收成。由於很久沒有下雨，農作物都枯萎凋零，牧草也是一片幹黃，不時從養家畜的小屋中傳來一陣陣悲鳴聲。
施韋澤太太的通行證也領到了，她隨即趕到京斯巴赫與施韋澤會合。他在聖雷米拘留所的時候，曾發高燒，迄今未見起色。8月底，體溫又上升，當時感染上的痢疾也還沒有痊愈，施韋澤非常痛苦。在妻子的陪同下，他來到斯特拉斯堡接受斯托爾策醫學教授的治療。體力恢複以後，由斯特拉斯堡市長介紹，施韋澤擔任市立醫院的助手兼任聖尼古拉教堂的副牧師，重回到聖壇上傳道。
不久，戰爭終於結束，阿爾薩斯再度從德國手中轉為法國領土。
演講與演奏
1920年複活節後，施韋澤接受了瑞典烏帕撒拉大學的邀請，到那兒去演講。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施韋澤長時間地隱居在斯特拉斯堡，隻有一次曾去西班牙的巴塞羅那演奏管風琴，他全然沒想到會有這次的邀請。
第二年，由於施韋澤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康複，所以需要妻子在旁照顧，陪伴他一起去烏帕撒拉。他們在烏帕撒拉受到瑟德布羅姆大主教的照顧，他負責解決他們的住宿問題。由於這個城市有新鮮的空氣和大主教的殷勤關照，施韋澤的病已完全康複，又恢複到以前那種精神飽滿的狀態。
不過，唯一令人擔憂的是，在戰爭時期，施韋澤為了經營醫院而從各方貸來的款項，還沒有還清。有一天，在散步的時候，施韋澤對大主教提起了這件事。“既然如此，為何不在瑞典舉行幾次管風琴演奏和演講會，不知你意下如何？因為戰後的瑞典已成為比較富裕的國家了。”大主教說完後，隨即代他向四處寄出推薦函。
施韋澤在幾次演奏和介紹蘭巴雷內的演講會中，募得相當多的款項，總算能將最擔心的貸款問題解決掉了。
7月中旬，施韋澤離開瑞典。當時他下定決心：誓必再回到蘭巴雷內，繼續從事醫療工作。在這以前，他曾想再次回到大學從事教職，因為他當時獲得了蘇黎世大學神學院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從瑞典回來後不久，施韋澤便著手寫《水與叢林之間》的非洲回憶錄。這本書隔年被翻譯成瑞典語出版了，緊接著德語版、英語版、荷蘭語版、法語版、丹麥語版、芬蘭語版均相繼出版。這本書所采用的珍貴照片，是在以前進入集中營時，幫他帶藥品的克拉遜到蘭巴雷內買木材時所拍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