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村像一個受了重傷的戰士，無精打采地躺在滹沱河南岸；圍村的榆樹柳樹大部被攔腰鋸倒，樹枝拋在樹根的旁邊，樹幹被拖到村北擺渡口上，搭作軍用浮橋；十字街左麵合作社的房頂子燒坍了，新白楊木的窗戶變成黑炭條，窗戶上麵的磚牆，熏染上一層黑煙，一看就知道火舌頭是從這裏吐出的；右側麻糖鋪，燒的剩了孤零零的四堵牆，成年蹲在灶坑炸麻糖的歪嘴連喜，被鬼子挑死了，屍體橫躺在鋪子的門口，麻糖盒一扇一扇的滾了滿地。屍首旁邊，有連喜挑麻糖的扁擔，上麵染了幾片殷紅的鮮血。被腳印踩亂了的土地上，兩隻脫落的金牙閃著亮光，紀錄著敵人付出的流血代價。合作社對麵是抗日完小，學校裏歪脖槐樹上掛的那口鍾——鍾是萬曆年間造的，學校上課、全村開會集合都靠它發號令——連同維係它的樹幹，一起被刀劈斷，砸到學生廁所的尿坑裏了。學校圍牆上白色大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被鬼子塗抹去“日本”添上“八路”兩個字，添了下款“大江部隊宣”。課堂上的書桌板凳統統搬到操場去了，桌上地下亂扔著雞骨、魚刺、大米飯粒子、紙煙頭、空罐頭盒，還有砸碎了的水壺飯碗。臨街的操場邊上宰了幾頭耕牛，好幾嘟嚕五髒六腑濕漉漉的堆在牆根下，一群青蠅互相擠碰著腦袋在聚大餐；遠處一顆被遺棄的黑牛頭，倒豎著一雙長長的牛角，瞪著褐色而無光的眼睛。街上是無人走動的，老鼠和麻雀都膽大了，它們上飛下跑一齊出動，趕跑了牛肺髒上麵的紅頭青蠅；然後，它們又啷啷嗞嗞地互相撕擄。猛然一陣風來，刮的雞毛飛揚，麻雀受驚地飛到房簷上；風停了，麻雀又唧唧喳喳地飛了下來。沿河村兩條長長的交叉的十字大街，靜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隻有掛在天空的五月太陽，照耀著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對中國和平農村燒殺蹂躪後的淒慘景象。
到了第五天的下午，大街上才出現了一個人，這人四十多歲，大高個，長驢臉，多少有點駝背，走路斯斯文文的；許是為了“掃蕩”後第一次走大街的緣故，他神色有些慌張，左顧右盼地像在尋找什麼似的。當他發現麻糖鋪歪嘴連喜的屍體時，他頭發根子直發乍，像誰推著他的身子一樣，腳步快的幾乎是在向村北跑。
這個人叫吳二爺，是前天夜裏同地主張老東偷偷回村的，他們離開家僅僅四五天光景，沿河村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沿河村是冀中安平縣遠近馳名的模範村，全村三百餘戶，約有二百家抗屬，青壯年絕大部分參了軍，前後三次擴軍工作，全村青年抗日先鋒隊總是向鄰村青年挑戰集體入伍，因此從冀中軍區的主力兵團到縣大隊、區小隊，哪一個單位都有這村的幹部或戰士。這村離敵人據點較遠，最近的伍仁橋、流羅離這裏也有二十來裏地，因為隔了一道滹沱河，敵人除每年照例地在冬季春季“掃蕩”一兩次外，平時到這裏來的不多。有這麼好的客觀環境，加上村幹部工作努力，各樣的工作都很好。工會、農會、青抗先、婦救會、民兵、武委會、兒童團、劇團、夜校、識字班各種組織都健全；也正因為這村離敵人遠，工作有基礎，有一個時期，什麼機關都願在這裏住，從冀中軍區呂正操將軍的司令部到區政府，大大小小的至少平均上十幾個機關經常住這裏，而且無論哪個機關部隊住到這裏，他們的全體人員都感到高興愉快。現在住在這裏的卻隻有一個騎兵團。
七八天以前，縣裏派來幹部，布置立刻堅壁清野準備反“掃蕩”。村幹部趕緊召開了會議，叫大家藏糧食埋東西，準備打遊擊。夜晚村長親自拿喇叭筒子作了高房廣播，全村緊張地動員起來了。吳二爺見到這種情況，心慌意亂沒個主意：不信，活像敵人要來；真信，又沒見敵人蹤影。況且騎兵團的同誌們，照常出操、跑步、打籃球、唱歌子，街道掃的幹幹淨淨，在樹林裏，戰馬一排排地拴起來，沒有半點轉移模樣。他拿不定主意，偷跑到地主老財張老東麵前領教去。吳二爺在村裏當糧秣先生這兩年，也跟著群眾鬥爭過張老東，但他認為鬥的有點過火，在他眼裏張老東並不太壞，人家經的多見的廣，有經驗有學識，至少也比普通人能耐的多。他常把村幹部的意見和張老東的意見加在一起用二除——做成他的意見。
張老東聽了吳二爺的報告，搖著亮頂腦袋，表示絕不可能，說：“春天掃蕩過了，夏天麥子沒熟，掃個什麼勁！”他接著提出伍仁橋據點沒抓伕要車，跑安國的大車回來說城裏沒增加鬼子，勸吳二爺別聽村幹部那一套，他說：“他們是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吳二爺根據雙方情況，心裏下了結論：敵人馬上來不了。
就在當天夜裏，他家住的兩個騎兵班，悄悄起來牽著馬到連部集合。連部設在他的斜對門—張老東家客廳裏，吳二爺不放心，跟到張家去看，見全連鞍馬齊備，正要出發。張老東站在客廳裏，窗戶上透出他搖搖晃晃的大影子，像是坐臥不安的樣子。吳二爺先幹咳一聲，表示打個招呼，隨即進客廳去。張老東朝他點點頭，吳二爺說：“情況準是很緊，看他們快的……”說到“他們”兩字，頭向院中一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