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我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同事顧詢、錢乃瀓、李鴻壽、陳文麟等創辦了立信會計學校。到1953年移交人民政府接管，曆史25年。
我今年78歲，經曆了滿清王朝到新中國成立的各個曆史時期，立信的其他創辦人，年齡也都在六十以上。當年我們這些人創辦立信會計學校，主要是為個人名利著想，但也不能排除在客觀上對當時工商業的發展起了一些有益的推進作用。現在回憶一些情況，供有關方麵參考。
辛亥革命以前，我國工商企業和國家機關的會計工作一直沿用古老的單式收付簿記，對於西式即雙記式借貸簿記方法，除在殖民者設立的洋行裏采用外，本國的帳房先生們都不知為何物。到了上世紀20年代，才由幾位留學日本的商科學生引進了所謂“複式簿記”，初在銀行界試用，後漸及於大型企業。隨著生產的發展，新式會計的采用漸漸普及起來，可是熟習新式簿記的會計人才非常缺乏，因之新式會計的推行非常緩慢。我們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同人以改良我國舊式會計，建立新式會計為己任，專門為許多工商企業擔任會計製度的設計工作，但仍覺對於改良會計工作的貢獻不大，因而立誌興辦會計學校，廣泛收錄學生，傳授西式會計知識。當時工商企業對於西式會計人才極度感到缺乏，因而在青年普遍失業聲中，立信畢業學生往往比較容易覓取適當工作，對我國工商業采用科學管理方法，也有所促進。
我們立信同人認為從事會計工作的人，必須首先在立誌、守身、處事、待人這些方麵，確立起信用來，堅定不移地守信重諾，嚴禁弄虛作假。因此，最初就選用了“立信”二字作為我們合夥性質的會計師事務所的名稱，後來創辦學校和書社也用這兩個字命名。我們把這兩個字定為學校的校訓，並提出了“信以立誌，信以守身，信以處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當必有成”的口號，不僅經常對學生宣傳，並且在同事中互勉互察。對於是否確實做到“建立信用”這一點，我們不敢肯定，但立信會計學校先後數以十萬計的畢業生，在當時比較容易找到就業機會，同時立信會計師查帳、顧問等業務，年年有所增加，卻可說明當時社會上對我們的信任。
立信會計學校原以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附設會計補習班為名，是會計師事務所的一個附屬單位。所謂校舍，隻是在晚上占用事務所的半間寫字間，教師和管理人員都由事務所的人員兼任，補習班的開支隻有一些水電、文具、郵費等，而所收學生每月數元的學雜費，都作為事務所的什項收入。我們當時設立會計補習班的目的，是因當時委托我們代為設計西式簿記會計製度的單位紛至遝來，這些單位原來任用的會計人員，絕大多數是沒有學過西式簿記會計的舊式帳房先生，所以在委托我們改良會計工作的同時，要求我們代為訓練這些帳房先生學會西式簿記。我們認為對於這些人員加以個別訓練，費時費力很多，不如把他們集成一班，同時訓練，所以會計補習班就作為會計師業務的一部分而創立起來。
到第二期開學前，自動報名要求入學的人很多，於是我們決定把事務所附設的訓練班改為獨立的會計補習學校，先後設置初級、高級商業簿記、高等會計、銀行會計、公司會計、成本會計、政府會計、審計學等課程。到1936年秋，學生已達一千數百人。後來又在重慶、北碚、桂林、廣州、南京、蘭州、天津、北京等地先後辦起各級分校，學生人數，因案卷散失，無從確計，但據1948年出版的《立信會計學校概況》估計，畢業學生總數當在10萬人以上。解放初期兩三年內，學生人數還有大量增長。
後來我們認為補習學校學生肄業時間太短，缺少係統學習，難以成為高等會計專業人才，且補校畢業生按照當時政府規定，在學曆方麵不能取得正式資格，會妨礙他們廣泛就業的機會。因此我們又陸續創立了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一所、立信高級會計職業學校三所。這些都是正規學校，校舍、圖書等費用極大，在經濟上成為整個立信事業賠銀貼本的重大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