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夏，我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這時隻希望早日就業，以維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不久我從上海《申報》和《新聞報》上看到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招考留學生，錄取後，每月可供給膳宿費80美元，往返路費、服裝費全部由公司負擔，但報考要有國內著名大學保送。這對我來講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趕緊向聖約翰校方申請，學校同意保送。考試結果，我在上海考區聖約翰保送的4名考生中，竟名列榜首，被錄取了。不久，即去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學習。
我在哈佛大學企業管理學院除了選學經濟學、商品學、銷售學、市場預測等以外，盡量選學有關會計的學科，如初、高級會計學、成本會計、銀行會計、政府會計、會計製度設計等。當然這隻是30年代的會計學科目。50年代以後，會計學的分科更多，我隻是跟隨時代的需要，繼續不斷地學習，才免於落後，這是後話。當時，哈佛企業管理學院會計學係的主任教授，是年過七旬的科爾博士。他的會計學識雖比較守舊，但講解得很透徹，習題也非常多。我一生會計學的基礎，就是在這裏奠定的。
我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就預定要在畢業後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進一步攻讀博士學位。因之，我在哈佛這二年的課業非常繁重，不僅要學好必修、選修各科，還要準備政治經濟學博士考試的各項課程。在這種情況下，我隻好日以繼夜地勤學苦讀，星期日和假期也不休息，放棄了一切遊覽娛樂。兩年期間，我未看過一場電影，也未到餐館吃過一頓飯，從清晨到深夜，都是在自己租賃的宿舍內或學校圖書館裏度過的。有時連飯也沒有功夫做，隻好買個麵包就著一杯溫水充饑。
我在哈佛大學苦讀了兩年後，取得了企業管理碩士學位（MBA）。隨後我又到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進一步攻讀博士課程，博士課程要博覽廣學，以自習為主，上課時間較少，而我在紐約和另一個同學合租的宿舍很小，不免彼此幹擾。因此，我幹脆把學校的圖書館作為自己的自修室，每天從開館起直到晚上閉館止，我總是帶上幾塊硬麵包充饑，整天在圖書館學習。英、美、德、奧各學派的經濟書籍我都借閱，馬克思的《資本論》我也讀過。但當時不是為了接受馬克思主義，而是為了挑《資本論》的眼子，批駁馬克思主義。現在看來，這是何等的可笑。
博士考試，需要撰寫一篇論文和通過口試。我選定的論文題目是《中美貿易論》，初審中，對我的論文曾吹毛求疵地提了不少問題，並要求我重寫某些章節，這使得我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但在西裏門主任教授複審時，卻盛讚我的論文廣征博引，寫得不錯，才使我安下心來。畢業考試的前幾天，我因苦讀過度，不僅精力不濟，而且思想混亂。為了鎮定情緒，我幹脆把一切已知都束之高閣，整天到紐約各大公園去參觀、遊覽，呼吸新鮮空氣，倒也很有效果。考試那天，我精神飽滿，體力充沛，對主考老師提出的各種問題，對答自如。最後，考試團一致決定，授予我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
1924年，我從美國回到了離另三年多的祖國上海，先後擔任了上海商科大學教務主任兼會計係主任和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商學院院長之職。我在大學執教的兩年中，引進並講授了西方新式會計，培養了數百名大學生。由於我在教學和管理上素主嚴謹，對學生要求亦高，有時不免難以為青年同學所接受，也束縛了他們的自由思想。
1927年1月，鑒於當時工商界通用的舊式簿記亟待改良。企業會計需才孔急，我辭去了各大學的教職，自行設立了“潘序倫會計師事務所”，從事會計師業務，並編譯出版會計從書和創辦會計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