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京華
引言
中國已是一個教育大國，在高校規模、學生總量、研究生數量、教授總量以及每年發表學術論文總量上，均居世界前茅。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都必須撰寫論文，甚至發表論文，才準予答辯和畢業。可以說，撰寫學術論文已是高校學生、研究生乃至教師人人要過的一道關卡。為此，全國高校中已有許多專業自主開設了“論文寫作”、“大學生論文寫作”、“研究生論文寫作”課程。但是，不是凡撰寫出來、發表出來、答辯通過的論文，就是好的學術論文。學術有境界，論文有典範。好的學術論文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應當與民族、國家的生存發展相關，與學術發展的正確走向相關。一篇好的學術論文，往往並非一味追求新奇，空前絕後，不著天地。恰恰相反，一個好的研究範例可能會由若幹優秀學者不約而同地開展起來，可能會持續幾代學者。當然，一篇論文的含量有限，不可能囊括所有問題。一個好的學術論文的選題，還應當在有限的篇幅之內，對一個比較具體的細節進行深度研究，而這個具體細節其實關聯著廣泛而重要的社會背景、學術背景。這樣的論文，稱為“小題大作”。
一、《尚書》及相關問題所在
《尚書》為我國重要曆史典籍，儒家《五經》、《十三經》之一，古稱《書》、《書經》。舊傳《尚書》由孔子編訂，編訂前的《尚書》總量有3000多篇。《漢書·藝文誌》載：“《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春秋緯》載：“孔子受端門之命，製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書緯》載：“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秦火之後，漢代有《今文尚書》及《古文尚書》，均不足百篇。唐代合編為《尚書正義》，共58篇。由《尚書》篇幅，亦可見其珍貴。
《尚書》分為《虞夏書》、《商書》、《周書》三部分。《大誥》是《周書》中的一篇。關於《大誥》的內容和作者，曆代均認為是東征之後成王、周公的文誥。孔安國《書序》及《大傳》雲：“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司馬遷《史記》雲：“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孔穎達《正義》雲：“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又引王肅雲：“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製禮作樂。”“大誥”意為“陳大道以誥天下”（孔安國《大傳》）。孔穎達《正義》雲：“陳說武庚之罪……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伐君，天下未察其誌，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疏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
經過清代學者吳大澂的研究，這些解釋被證明可能是不對的、可以重新討論的。
《尚書·大誥》中，有關於“寧王”、“寧武”、“寧考”、“寧人”、“前寧人”的記載：
寧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寧武：“民獻有十夫，予翼以於敉寧武圖功。”
寧考：“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寧人：“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前寧人：“予曷其不於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休於前寧人。”
另外在《尚書·君奭》中，也有關於“寧王”的記載：“我道惟寧王德延……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寧王”、“寧武”、“寧人”是誰？寧王，孔安國《大傳》說：“寧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孔穎達《正義》說：“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鄭玄注說：“受命曰寧王。”寧武，孔安國《大傳》說：“寧武，撫安武事。”寧考，孔安國《大傳》解為“寧祖聖考”。經過清代學者的研究，證明孔安國以“寧王”為“文王”的解釋是對的。孔安國是西漢大儒、孔子裔孫，在《尚書》的整理傳播上有特殊的貢獻，但自宋代以來學者多疑其偽，現代學者對孔安國的專門研究與正麵評價都有不足。
但是，孔安國“安天下之王”的解釋，以及其他學者的解釋，卻是不對的、望文生義的。
二、清代學者的獨立研究
對此研究的展開，首先始於兩種傳世文獻的比對。在《尚書》和《詩經》中，都有關於“文人”、“前文人”的記載：
《尚書·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用賚爾秬鬯一卣。”
《詩經·江漢》：“秬鬯一卣，告於文人。”
意為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盛以樽壺，祭告於“文人”、“前文人”。
“文人”是誰？孔安國解為“前文德之人”。孔穎達解為“前世文德之人”。《詩經》毛傳說：“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毛詩》箋說：“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經過清代學者的研究，可知“文人”、“前文人”為西周時代的習慣語。“文”意為文德、美德，韋昭《國語注》：“文者，德之總名也。”但這兩種文獻中的“文人”、“前文人”與《大誥》中的“寧人”、“前寧人”是否具有關聯呢？如果二者有關聯，是否一為正確、一為錯訛呢？如果一為錯訛，出錯的是誰呢？就“文人”、“寧人”曆代注解的模糊性而言，要想判明二者的對錯是很難的。
清代學者注意到的幾件西周青銅器銘文，為判斷“文人”、“寧人”提供了實物的證據。
《兮中鍾（兮仲鍾）銘》載：其用追孝於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陳介祺藏器）
《追敦（追簋）銘》載：用追孝於前文人。（見阮元《積古齋鍾鼎器款識》）
《西宮簋銘》也有類似的記載。
陳介祺、潘祖蔭、王懿榮都是清代著名的文字學家和大收藏家。陳介祺、潘祖蔭在往來書信中，記載和肯定了王懿榮提出的一個見解：《大誥》及《君奭》中“寧王”、“寧武”的“寧”字是“文”字的訛寫。陳介祺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致信潘祖蔭，其中說到：王懿榮“書來，謂《大誥》‘寧王’、‘寧武’皆古‘文’字作作之訛。”“《尚書》至今無從得確證以定之。其理之至者，固可以孔孟程朱之說定之；其文之古者，則惟吉金古文可以定之。吉金之文亦惟《尚書》可以通之……則《大誥》之為真古文亦定矣。”（《陳簠齋尺牘》）
大約同時，在光緒九年（1883年）以前，吳大澂也獨立地提出了同樣的見解。吳大澂在其兩種著作《字說》和《說文古籀補》中說到：“‘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蓋因古文‘文’字有從‘心’者，或作，或作，或又作。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寧’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寧’。”（《字說·“文”字說》）
吳大澂還進一步修正了《大誥》的人物和作者，認為《大誥》不是周武王追溯周文王的文誥，而是周成王追溯周武王的文誥。如果《大誥》中的“寧王”是對的，“寧王”是安寧天下的王，即周武王，那麼《大誥》就是周武王之子成王所作。如果《大誥》中的“寧王”是“文王”，那麼《大誥》就是周文王之子武王所作。吳大澂因此判斷：“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寧王’即‘文王’，‘寧考’即‘文考’……既以‘寧考’為武王，遂以《大誥》為成王之誥。”（《字說·“文”字說》）
也在大約同時，光緒十八年（1892年）以前，孫詒讓又獨立地提出了同樣的見解。孫詒讓在其著作《尚書駢枝》、《名原》中，提出了他的研究：“‘寧王’、‘寧武’及‘文王’、‘文武’之訛，古鍾鼎款識‘文’皆作，與‘寧’絕相似，故此經‘文王’、‘文武’皆作‘寧’，後文‘寧考’、‘寧人’亦並‘文考’、‘文人’之誤。”（《尚書駢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