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候，薩達特不想讓莫斯科和大馬士革來決定事件的進程，他決定采取一種新的必要的方法。他不顧他的顧問的反對，飛往耶路撒冷。他告訴以色列議會，埃及願意“歡迎你們來到我們中間”，這不啻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曆史性變化”。但是，他繼續堅持以色列從已占領的阿拉伯領土上撤軍，承認他所堅持的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他聲稱與貝京建立了新的友誼，推動了埃以最高級和平會談。
返回開羅以後，薩達特告訴他的人民，“所有懷疑、不信任和恐懼的界限都被打破了”。但是由於巴勒斯坦人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的分歧，談判進行得不夠順利。到1978年1月，雙方陷入僵局，薩達特指責以色列人是頑固腦瓜。直到1978年9月在卡特召開的和談會議上，薩達特同貝京和卡特會見，相持不下的局麵才結束。經過兩周的會談，結果簽署了被稱為“和平框架”的協議。
1980年初，薩達特同貝京在埃及的阿斯旺舉行了非決定性的會談。以色列軍隊從西奈半島的更多地方撤了出去，半島的三分之二已經撤空了。埃以邊界宣布開放，兩國互派了大使。1980年3月，被廢黜的伊朗國王患病，移居開羅，接受了長期居留的邀請，薩達特為此再次受到國內和一些不友好阿拉伯國家的批評。
80年代開始以後，薩達特總統好像對他的政策很有信心，但是勢態似乎發生了某些不利的轉變。開羅在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一些地方的孤立狀態令人難堪；糧食、武器幾乎全部依賴於華盛頓的援助，這導致人們的憂慮。通貨膨脹率一年達到30％；鎮壓現象增多了，以色列在西岸占領區增加移民的政策加重了人們的悲觀情緒。
1980年4月，薩達特訪問華盛頓，同卡特總統討論以色列移民問題。在那裏，他譴責以色列的政策是“沒有根據的、不明智的和非法的”。
在薩達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當他同以色列進行頭緒紛繁的有時是很激烈的對話時，國內多次出現了反對他的情況。盡管他擁有廣泛的聲譽，盡管他繼續用政府糧食補貼的手段去平息不滿情緒，但是仍然有人在繼續反對他。
1981年初，埃及極左的國家聯盟進步黨公開指責薩達特的對以政策。這個黨的聲明說；“所謂同以色列敵人的正常化是以犧牲阿拉伯人為代價的，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的反對。”
1981年9月9日，薩達特在記者招待會上譏諷地提及到國內的暴力傳統和他統治時期的反對者。他對一名提了一個粗魯問題的外國記者說：“要是在別的時代，我會槍斃你，但在民主條件下，我確實要像忍受反對黨一樣忍受這一切。”
也是在9月，薩達特指控十幾個前埃及官員同蘇聯“勾結”，陰謀推翻他的政府。他下令驅逐1000名蘇聯公民，包括蘇聯大使普列亞科夫。
埃及官方控製的新聞機構報道，埃及情報部門揭露一起由蘇聯特務和埃及宗教極端主義者、極左分子、納賽爾分子、教師和記者以及其他人一起策劃的反政府陰謀。
9月末，當時埃及、以色列和美國官員在開羅舉行會談尋求巴勒斯坦自治計劃，薩達特政府采取進一步行動，鎮壓反對者，其中包括加強對大學校園的警戒，頒令對官員進行全麵調查。
在一次講話中，薩達特以一種過於自信的態度斷言，國內無秩序狀態已經結束了。他在兩個小時的電視講話中說：“各個方麵或領域--街道、政府、大學、中學、工廠、國營部門、私營部門--缺乏秩序的狀況全都結束了。”
但是在以色列，薩達特的一個長期觀察家艾坦談道，他的事業可能要結束了。這位以色列參謀長、陸軍中將坦率地說：“埃及存在著一些問題，薩達特總統將會離去，一切事情都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