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礦徒“聚眾幾至十餘萬，強梁爭競，時時有之”，當鑒於明末礦徒造反的教訓，有官員提出“礦徒聚之極易，倘將來礦盡，此輩將何法以散之？”的時候，籠罩康熙的龍之魂，使康熙從開礦轉向了禁礦。康熙四十三年，他諭令：“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俱不準行。”接著，封閉了幾個最大的民辦礦廠，又陸續將湖南、廣東、四川、河南的諸多礦廠“永行封閉”。礦業生產衰落了。
康熙前期，平定台灣後，康熙曾在東南沿海實行開海政策，允許並以輕稅政策鼓勵人民載貨出洋貿易，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貿易和對外貿易。“沿海內外多造船隻，漂洋貿易，捕采紛紛，往來難以計算。”
然而，當“海寇”勢力日益增長，當“海寇”有與海外力量相聯合的趨向時，籠罩康熙的龍之魂，使康熙從開海轉向了禁海。康熙五十六年六月，正式下達了嚴格管理商船、漁船有關人員；禁止中國商船赴南洋貿易；禁止向國外賣船、運米和留住國外；對外國商船嚴加防範的禁海規定。“土貨滯積，而濱海之民半失作業”。
籠罩康熙的龍之魂，使康熙將可能敞開的大門，重又緊緊關上，構築了新的、也是舊的屏障。
是的，科學就是科學。但科學實難與政治分開。特別是當帶來科學、掌握科學的國與人往往兼有殖民者、侵略者身份時。
康熙四十四年，羅馬教廷教皇格門第十一派使臣多羅來華，禁止中國教徒祭孔祀祖，敬天事君，粗暴幹涉中國內政。
康熙毫不妥協，堅持外國傳教士來華必須遵守中國政令習俗，否則一律不許在華居留。多羅狂妄不羈，以身試法，擅自在南京公布了教皇禁令。康熙立即將其逮捕，押送澳門，後囚死獄中。教皇得知暴跳如雷，於康熙五十九年再派特使嘉樂來華重申禁令。
鑒於羅馬教廷蠻橫無理的不合作態度，以及諸多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結交權貴，刺探情報，泄露機密，高利盤剝等種種不法行為，康熙將嘉樂驅除出境，將不法傳教士逮捕、嚴審、監禁、判刑，最後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流行。
軍事上的衝突，文化上的碰撞，都因中國尚處日中之世而暫時冰釋。處於被侵略地位的龍與鳳——龍，處於被侵略地位的康熙，天經地義、別無選擇地起而自衛，成功地在軍事、政治、文化諸方麵，加固和新築了一道道屏障，維護了中華帝國的主權、獨立、尊嚴、傳統，為古老的龍之國在世界變革的驚濤駭浪中，保留了一塊相對平靜的港灣，贏得了中國航船駛向新的封建盛世的機會。
而另一個機會，正是這樣，在神聖的自衛自尊，在驕傲的自強自足，在日中之世、龍鳳騰飛的刺目強光中，有如指縫中的沙，輕輕滑走了。
康熙沒有抓住中西文化碰撞的實質，沒有像與他同時代的彼得一世等君主那樣，具有不發展近代工業便麵臨滅頂之災的痛切感覺，因而，沒有將中國帶上新的騰飛的起點。
起點不同，結局呢？康熙朦朧地，隻能是朦朧地感覺到了某種威脅：“海外如西洋諸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困惑的讖言。
當日影西斜，收盡了強光，那困倦已極的負日神鴉則終於逼近、看清了她神已與之相交、形必與之相融的龍的世界——原來已老朽得並無騰飛可能的，龍的世界。
她將和它一起，在黑暗中沉淪。這便是她的歸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