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現在史學界把“三老”問題的研究作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出了不少的成果。應該說，“三老”是古代地方掌管教化的人，多以年老長者充當，對“三老”的研究更應是中國教育史研究的領域，而現在教育史學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是“三老”之官設自秦代，秦代的重要文教政策是“書同文”、“行同倫”、“設三老以掌教化”，而從未加以深入的研究。事實上史書上從未記載過“秦設三老”之事，究其依據，大約是《漢書·百官公卿表序》所載的“十裏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牆夫、遊徼。三老掌教化，……皆秦製也”。但據此推斷秦官製中設有“三老”，卻是不正確的，戰國至秦雖有“三老”，但漢以前的“三老”僅是地方推舉而非國家設立的（日本學者據此說明先秦及秦代時已存在地方自治），秦時也並不被視為地方官吏，這可在《史記》中找到一些證據，如《史記·陳涉世家》載：陳勝攻下陳後“數日，號令三老、豪傑皆來會計事。……當此時，諸郡縣告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可見當時的三老尚不被視為“秦吏”，隻是一類在地方上有一定影響的士紳，《史記·平準書》中將三老視為“比吏”，即相當於官吏：“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而據《漢書·高帝紀》載：“舉民年十五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見由國家設置“三老”實始於西漢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對於這一類考證，教育史學界亦當引起注意。
教育史是一門專門史，與一般史學不同，在考證上，其特殊性在於應從教育學的範疇、視角來審視曆史事實，考證對象主要是具有教育學意義的字詞、事件、思想、觀念。
考證字詞是訓詁學的使命，也是中國教育史研究者必備的基本功。許慎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研究古籍資料，遇有文字概念不明之處，必須認真推敲考證，務求其真諦，教育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教”、“育”、“學”、“校”等都是中國教育史考證的對象，考證字詞，不僅可以知其源，察其義，而且可以進一步了解某些教育史實。如對“教”的考證，通常采用許慎《說文解字》所釋“上所施、下所效也。從攴從孝”。教育史界大多沿用這一觀點，並據此認為商代時的教育內容側重於人倫教育。古籍中還有一些詞，不經考證便容易引起誤解。王鳳喈在其《中國教育史》中曾對《尚書》中的“百姓”與“黎民”兩個詞作了一番考證，認為“百姓”即“君臣之父子兄弟，皆貴族也”。因為“古者官有世功，則受氏姓，姓有百者，舉其數以示其多也。故百姓皆為同族之人”。而“黎民”則“無姓可別”，黎為黑色，民即平民，又引董仲舒：“民者，瞑也。”及賈誼“民之為萌也，萌之為言盲也”。故“黎民”是指無識之平民。從王鳳喈的考證中，可以得出結論，三代時所進行的教育主要是針對“百姓”的，而這“百姓”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普通平民。至於對“學而優則仕”中的“優”、“自行束修以上”中的“束修”所進行的考證，則是教育史界熟知的實例。
考證教育事件也是教育史考證的一大任務。曆史上的教育事件範圍極廣，包括學校的設立、教育政策的實施、選士製度的演變、中外教育的交流等。《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中的《學校考》、《選舉考》已為後人樹立了一個典範，近人柳詒徵的《南朝太學考》、王廷頁的《元代書院考略》也是這種考證的代表之作。考證教育事件，大到一種教育製度，如科舉製度的演變、書院製度的興廢，商衍鎏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三聯書店，1958年版）及《太平天國科舉考試記略》對清代科舉製度進行了全麵的考證。小到某一所學校的建置、某一部教育論著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均值得進一步考證。李才棟的《白鹿洞書院史略》（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對白鹿洞書院千餘年來的興衰，各個發展時期的重要史實、代表人物及沿革多有嚴密的考證和獨到的見解。曆史上的教育事件紛繁複雜，尚不確定者居多，如廟學、社學作為教育史上的教育機構，其性質、建置、沿革、地理分布、職能均有待進一步考證。
教育人物、教育思潮也是教育史考證的對象，這既包括個別教育人物，也包括某些教育人物群；既包括某個教育家的生卒年、身世、學術傳承、教育事跡、生平著述等內容，也包括某一教育流派的形成、思想及其曆史地位、影響。對教育人物的生卒年考看似意義不大，但有時可以幫助進一步的考證，如考證出孟子生年是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27年）後，可知徐幹《中論》所雲：“齊桓公時，孟軻之徒皆於齊”有誤缺，因為桓公卒於公元前387年，桓公卒時，孟子才15歲，當然不可能在桓公生前就遊於稷下學宮。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斷，齊桓公時設立稷下學宮的可能性極小。至於教育思潮更是值得進一步考證的，如“三綱”禮教思想之淵源的問題。嚴元章在《中國教育思想源流》曾對董仲舒的思想淵源進行考證，認為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是陰陽家思想，其次才是儒家思想，並進而提出“三綱”教條的罪魁是陰陽禮教，而非儒學禮教。其實，戰國末已出現百家融合的趨勢，漢初“三綱”思想不過是承其餘緒罷了。再如經學“師法、家法”問題，以往教育史學界的理解往往語焉不詳，且多從溯源、衍流的角度來研究，並沒有把問題說清楚，俞啟定對“師法”、“家法”的詞源、內在特點、內容等方麵進行了考證，澄清了許多在師法、家法問題上的模糊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