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塞”之爭
中國曆史上的疆域曆經變動，西北接陸、東南鄰海的空間格局卻未有改變。明朝太監鄭和雖下西洋遊曆，然清代以前中國的航海技術畢竟有限，海洋的阻隔遠遠大於聯絡。鴉片戰爭前，中國主要防禦體係主要針對西北邊疆。在統治者看來，茫茫大海本身即天然的防禦線，最多隻是倭寇和海盜興師作亂。政府大規模組織造船，並非為海防計，多為去遠海仙島上給皇帝尋求長生不老仙藥。前些年一部香港電影中有大明朝水師因長期閑置、隻好自己玩海上捉賊遊戲的場景，其實倒是真實曆史的反映。
入關初年，鄭氏集團偏安台灣，清朝特意加強了海防建製。當時沿海省份水陸官兵比內地要多幾倍，提督總兵統管全省，兵官副將統轄各營，營下又有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號稱“兵製之善，海防之固，史無前例”。道光時海防又退化成裝樣子的擺設。東南沿海水師有五萬之眾，實際能調遣打仗的卻不過幾千人。這幾千人幾乎都不下水，常年呆在陸地上，除餉銀更高外幾乎同陸軍無異。廣東水師曾進行過一次技能測試，內容很簡單，即用弓箭射五箭，鳥槍打十槍，然後統計成績。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半數以上的人一槍不中、五箭全空；僅中一箭或一槍的又占絕大比例；打中三四槍或射中兩三箭的乃極少數。當時全國最大的船僅長十一丈二尺，寬二丈，上麵最多裝十門舊式土炮。船隻常年不用，船身木頭已開始腐爛，桅杆布滿蟲蛀的窟窿，帆拉到一半繩子就斷了。船上土炮也鏽跡斑斑，兩炮之間的蜘蛛網密得驚人。船艦如此，岸上的防禦工事也令人瞠目。碉堡炮台大都是康熙時代的傑作，經曆幾百年的風吹雨打，挺拔在前線向人們訴說著當年的光榮曆史。
鴉片戰爭後形勢突變，大海失去了以往寧靜和平的麵貌，西方列強從東南沿海競相湧來。東南邊疆門戶洞開，海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早在鴉片戰爭前，以“遇事敢言”著稱於世的鴻臚寺卿黃爵滋即向朝廷提出：清朝水師成員都為老弱病殘，兵器殘缺不全，甚至戰船都用舊釘子和薄模板釘成，這樣的水師怎能拱衛大清國門？鴉片戰爭後，李鴻章為首的一些大臣更是呼籲大力加強海防建設。李鴻章在奏折中言辭懇切地說：東南海疆長達萬裏，現在外人通商傳教來往自如，甚至內地各省和京師都集中不少洋人，他們表麵是友誼的和平使者，實則陽奉陰違、笑裏藏刀。且西洋輪船電報一瞬千裏，軍火器械工力百倍，均為幾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再拿傳統製夷謀略應付，顯然行不通。
曾國藩是提出建設新式海軍的第一人。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湘軍水師的實力遠遠超過太平天國水營，加之有外國兵輪“助剿”，曾國藩深感水軍強大之重要。曾國藩非常清楚，舊式水師對國內叛亂尚可應付，但對境外強敵則無異以卵擊石。曾國藩向朝廷建議，如今中國已開設幾家造船廠，等船造好後不妨仿照西方兵法建設一支新式海軍。1862年，曾國藩趁海關稅務司英人李泰國回國休假，托他代為購置軍艦。李泰國滿口答應，回國後為中國挑選了七艘船艦。但不知李泰國哪根神經忽然出了毛病，竟擅自做主，任命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為中國艦隊司令，並私簽合同，宣稱這支艦隊隻接受英國皇帝指揮，有選擇地接受中國皇帝指揮。李泰國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隨即遭到清政府的嚴詞拒絕。李鴻章對總理衙門說道：“要使這批船成為中國自己的船隻，不能變成李泰國霸占的船，中國才不至於在危急的時刻無所依靠而驚慌失措。”最後，清政府除買船花費外，又白白損失九十萬兩白銀，將所購船隻全部轉手賣與他國。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事件”。此後十餘年間，無人再敢提及籌建海軍。
1870年，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決心加強海防。李鴻章好友丁日昌向他建議：當今最具威脅的國家乃是一直為國人不齒的日本。日本目前雖也被美國敲開大門，但大有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之勢，遲早會成為中國的大敵！門外有虎有狼，我們不能隻是不時扔一塊肉出去，以求它們暫時不餓，而應習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學辦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說服清廷舍得出錢。其實所有問題都集中於一個“變”字，改變舊思想以看清新形勢，改變舊辦法以引進新技術，改變舊內容以注入新活力，改變舊的落後挨打局麵以自強於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據中國海疆自然條件，應建北、東、南三洋海軍。北洋駐天津，東洋駐吳淞，南洋駐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聯成一氣。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鴻章拍案叫絕，然清政府認為此方案還“存在製度上的嚴重缺陷”，並未重視。1870年代後，國內的太平天國運動剛剛平滅，域外強敵就來騷擾，日本在東南海疆屢屢作亂，沙俄則對西北內陸虎視眈眈。19世紀70年代，沙俄趁新疆內亂之機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則派兵侵入台灣。清政府左右為難：海、塞防兼顧，兩麵出兵應敵，保住西北、安定東南，自然是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備應敵的兵力和財力；若二者不能兼顧，則最好舍車保帥以保一方，但哪個是刻不容緩，哪個又能暫時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