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獨力承擔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
2006年11月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成員，參加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2007年11月應邀赴馬來西亞參加“第九屆國際中文書展”，並在吉隆坡、馬六甲、麻坡、新山考察馬來西亞華文教學。
2007年12月起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2007年12月由北京師範大學評定為二級教授（教授二級崗位）
2008年3～4月第二次赴新加坡智源教育學院講學。
後記
一轉眼，今年已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早春——1978年3月，我有幸成為“文革”結束後恢複高考製度被錄取的第一屆（“77級”）大學生。我們“77”大學生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我們這一代在中國教育史上被冠以“老三屆”（66—68屆）、“新三級”（77—79級）特殊稱謂的莘莘學子，曾有過“長身體時吃不飽，長知識時被下放”的酸楚記憶，經曆過“文革”、上山下鄉的動蕩歲月，終於迎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因而我們是滿懷感恩之心進入大學校門的。“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是我們這一代大學生的響亮口號；“不用揚鞭自奮蹄”、“吾輩更應惜秒陰”是我們這一代大學生的生動寫照。
那正是一個“青春在眼童心熱”（盡管當時我們已不年輕）、激情燃燒的讀書年代。作為中文係本科生，我曾著迷於古典文學，也曾日以繼夜地閱讀歐美小說，還曾做過現代文學的研究計劃，甚至一度打算報考民間文學的研究生，但最終我卻為了實現撰寫《論文學研究會的“兒童文學運動”》專著的願望，選擇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兒童文學研究方向”作為研究生階段的攻讀目標。碩士研究生畢業後，我成為了一名大學教師，六年後由講師破格直接晉升教授，十四年後從西南師範大學調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越一年，擔任博士生導師。有趣的是，我竟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位兒童文學專業的博士生導師。
命運是如此多情，我應對得起這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在一篇文章中這麼寫道：“命運將我安排在教授的職位，並主要鎖定在振興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與教育教學的位置上，可以說，自從接受這一使命以來，我是兢兢業業，如牛力耕，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和懶惰——我要對得起自己的職業，對得起‘北師大教授’這一職位。捫心自問，我是敬業盡職的，凡是有利於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事，我都會竭盡全力去做。”現在奉獻給諸君的這一部拙著《中國兒童文學新視野》，正是我“竭盡全力”從事兒童文學的又一個小小成果。這既是我對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兒童文學發展的思考和詮釋，也是我作為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獻給這偉大的三十年的一份小小紀念和禮物。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最快、變化最大的時期，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包括中國兒童文學突飛猛進的時期。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深刻變化，帶給兒童文學全新的精神資源與寬鬆的創作環境，與此同時，兒童文學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積極參與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以其卓越的文學成就直接投入當代億萬少年兒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長與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三十年間的優秀作品，已經影響了中華民族整整兩代人。研究三十年兒童文學，顯然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與文化價值的選題。
本書的寫作時間可以說是與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兒童文學同步，由不自覺到自覺，由零散到形成係統，由嚐試到漸趨成熟，思考、觀照、伏案、結撰，個中辛苦，冷暖自知。我指導的幾位博士生特別是2008屆的王家勇，在文獻整理方麵（《原創兒童文學輯目》）幫我做了不少工作，特向他們表示感謝。湖南與我有著特別因緣，我和南嶽衡山祝融峰供奉的祝融氏火神菩薩生日相同（農曆六月廿三），而位於長沙的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一直厚待於我，先後為我出版了《中國現代作家兒童文學精選》（1989）、《中國兒童文學現象研究》（1992）、《新世紀新十家叢書》（2008）等，如今又推出這一部《中國兒童文學三十年》，我的內心怎麼會不充滿感激？難忘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年的“三峽筆會”、1992年的“張家界筆會”、2007年的“長沙——鳳凰研討會”，使我數度有楚湘之旅。感謝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的領導和責任編輯，深情難忘!
感謝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感謝新世紀的陽光蕙風!
王泉根2008年5月26日淩晨0：35草畢於文慧園
（原載2008年5月28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