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兒童文學與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一樣，走過了風風雨雨50年的曲折曆程，並正在繼續行進。在前27年（1949—1976），各種不可抗拒的文學外部和內部的原因，曾時大時小地幹擾製約著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10年“文化大革命”達至極點。從粉碎“四人幫”的70年代末起，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曆史新時期，大文化大環境大氣候的變化，使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包括它的獨立組成部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獲得了無限寬廣的發展空間與蓬勃的生機活力，呈現出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勢。中國當代文學以其開放性、創造性和豐富性為特征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新時期的兒童文學，衝破了先前公式化、概念化、工具論的樊籬，經過10多年的鍛造，終於獲得了滿蘊時代精神的美學素質，並催化為具有思辨特征的觀念成果。它已是一個適應不同年齡階段的少年兒童同化機能的、多層次的藝術載體，肩負著培育我們民族未來一代精神性格的神聖使命，在走向少兒世界的同時穩健地走向自我價值的實現與藝術個性的自覺。
一
新時期兒童文學拓展之一：突破了“教育工具論”的束縛，確認兒童文學具有多元的價值功能和美學特征，提升作家的使命意識與人文關懷。
過去的兒童文學觀念，長期習慣於以傳統的“教化”信條與共和國特定時期視文學為從屬於政治的“階級鬥爭的工具”的觀念相默契，兒童文學就簡單地成了實用主義教育兒童的工具，甚至認為這是兒童文學的唯一價值與本質特征。“教育的方向性”與“中心任務配合論”長期左右著兒童文學的創作走向，使一種本應呈現出生動活潑的藝術個性的文學成了實施填鴨式灌輸的平庸載體，造成如同茅盾在60年代初所批評的那種“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語言幹巴巴”的局麵。
新時期兒童文學的第一回合是回歸文學與回歸“五四”。新時期剛開始時，兒童文學的新潮理論將重心放在力糾極“左”思潮影響，與整個文學界衝決拘囿藝術發展的庸俗社會學的樊籬，衝決“階級鬥爭工具論”的束縛同步，為衝決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工具論的束縛作了很大努力。當時提出的一個具有兒童文學自身特色的理論命題是：“兒童文學是文學。”兒童文學應“返本歸位”，回到文學版圖中來。正如曹文軒的《〈新潮兒童文學叢書〉總序》所說：“所謂‘新潮’，隻是反映文學要從藝術的歧路回歸藝術的正道。”以後理論界又重新評價了陳伯吹的“童心定律”，並展開了諸如兒童文學的趣味性與教育性、成人化與兒童化、少年小說與少年性心理等一係列理論問題的探討。與此同時，還考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風行一時的“兒童本位論”的曆史真相，提出實事求是評價周作人兒童文學觀的問題。80年代中後期出版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1986）、《現代兒童文學的先驅》（1987）、《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選》（1989）等現代兒童文學文獻與史著，在當時的特定背景下，其價值主要是為了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那裏尋找理論資源，尋找中國兒童文學的傳統精神。新時期兒童文學加強了對未來一代的精神性格和民族心理的積澱層次作深廣的探究與開掘，強化了對兒童文學認識功能、審美意識、代溝調和、人格塑形、遊戲精神乃至未來民族國民性的探求和深思。兒童文學的狀況如何，兒童文學作家張揚什麼，追求什麼，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未來一代的“國民性”。兒童文學應當擔負起改造國民性、提高未來公民精神素質的重任。在突破“教育工具論”的進程中，兒童文學的創作力不斷得到釋放。因循守舊的板塊結構終於被總體騷動、局部深入的藝術新格局所取代，統率這種新格局奔突向前的則是少年小說創作的熱流。
率先衝擊兒童文學保守局麵的是少年小說。在劉心武《班主任》的衝擊波影響下，一批年輕的作者以感應生活的敏銳與執著求真的精神，為剛剛複蘇的小百花園地催生了一派生機盎然的新綠。王安憶的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以其主題的深刻與毫不吞吞吐吐的寫作姿態，引起了兒童文學界的第一陣騷動。這篇“問題小說”在少兒讀者以及家長、教師中所激起的異乎尋常的反響，將兒童文學由描寫“傷痕”而直接拉入了“反思”。緊跟著《泥濘的春天》（王一地長篇）、《亂世少年》（蕭育軒長篇）、《吃拖拉機的故事》（羅辰生）、《被扭曲了的樹秧》（劉岩）、《再見了，我的星星》（曹文軒）……競相推出。這些作品一反以往的虛飾與陳套，直麵人生，擁抱現實，引起了小讀者和他們家長的廣泛興趣。兒童文學的新生之光，終於在小說領域首先點燃起來，並一發而不可收，流布成奇雲鬱起的景觀，並很快催化出象征手法、哲理反思、心理體驗、悲劇意識以及散文化、荒謬感、意識流等創作現象。在這片活潑軒昂的領域，既有大膽觸及時弊、針砭現實，幫助小讀者認識和評價“初級階段”社會世相的“問題小說”，如丁阿虎的《祭蛇》、王路遙的《破案記》、汪黔初的《在縣委食堂打飯的孩子們》；也有在廣闊的曆史背景下反映過去艱苦革命歲月生活的“戰爭小說”，如嚴陣的《荒漠奇蹤》、陳模的《奇花》（長篇）、王一地的《少年爆破隊》（長篇）、張映文的《扶我上戰馬的人》；既有通過兒童的視角，著力描繪兩代人心靈碰撞和尋求理解的“代溝小說”，如關夕芝的《五虎將和他們的教練》、劉霆燕的《老人和黑帽子》、劉心武的《我可不怕十三歲》，也有引導少男少女認識“心理性斷乳”所帶來的身心劇變，平衡青春期緊張情結的“身邊小說”，如陳丹燕的《上鎖的抽屜》、秦文君的《少女羅薇》、張成新的《啊，少男少女》、肖複興的《中學生三部曲》（長篇）；既有禮讚少年朋友自立自強的陽剛氣質和勇敢走向人生之路的“小小男子漢小說”，如曹文軒的《弓》、陳麗的《遙遙黃河源》、蔡玉明的《腳下的路》，也有剖析失足少年的命運，拯救迷途羔羊的“工讀生小說”，如劉厚明的《綠色錢包》、柯岩的《尋找回來的世界》（長篇）、任大霖的《喀戎在掙紮》；既有追求小說表現手法的刻意創新與探求的“探索小說”，如班馬的《魚幻》、《迷失在深夏古鎮中》，也有注重表達作者對生活的獨特感受，寓哲理、情理、倫理於一爐的“哲理小說”，如程瑋的《白色的塔》、《孩子、老人和雕塑》；既有直麵成人世界的精神創傷帶給孩子世界不幸與痛苦的、令人警悟的“悲劇小說”，如常新港的《獨船》、劉漢一的《毛茸茸的胡須》，也有表現人與動物的關係，借助藝術化的動物形象藝術地體現人的本質的動物小說，如藺瑾的《冰河上的激戰》、沈石溪的《第七條獵狗》、烏熱爾圖的《老人和鹿》，等等。中國兒童文學的小說創作，從來沒有出現過像80年代那般熱鬧，那般精彩，那般主題多元與藝術多樣的景觀。奇葩紛呈的小說創作直接鑄就了新時期兒童文學繁榮興盛的局麵。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評委們一致認為：小說創作是新時期兒童文學成績最為顯著的門類，“其中一些作品足以與我國目前成人文學中的優秀作品媲美”，以往兒童文學創作中單一的教育性傳統與褊狹保守的局麵終於被徹底打破，“它體現了作家對我們民族精神新的理解與追求”，體現了兒童文學新的美學理想與藝術性格。
二
新時期兒童文學拓展之二：擺脫了“成人中心論”的羈縻，確認兒童文學必須以切合少年兒童的精神世界與思維特征為基準的主體性原則，重建人的意識，塑造未來民族性格。
兒童文學，說到底就是為兒童服務的文學，這是一種強烈地意識到接受對象的規定性與接受對象對文學自身特殊需求的文學。可是，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敢提也不能提為兒童服務，而隻能與當時的成人文學一起大寫成人社會的鬥爭生活與政治運動。雖然從未有人頒布過兒童文學要“為成人服務”的創作綱領，但特定時期的曆史文化背景與文化語境，早已將兒童文學牢牢捆綁在以成人意誌為走向，以成人運動為中心的功利性、實用性的“宣傳車”上。政治教條、鬥爭哲學、階級觀念已成了童心世界超負荷的重載。為成人政治服務的“兒童文學觀”，使兒童文學創作不斷為了一致的政治目標而朝成人文學相同的藝術範式靠攏。無論在題材選擇、創作方法，還是藝術構思、語言運用等方麵，整個創作變得越來越近似；到了“文革”時期，則都一致地崇尚“三突出”，而離兒童世界越來越遠，最終也就不再成其為兒童文學了。
進入新時期的中國兒童文學，審視了自己被扭曲的曆史，清醒地揚棄了既成的“成人中心主義”及由此帶來的苦果，在不斷尋找自我的進程中，再造形象，使曾經失落的兒童本位觀念得到複歸，把顛倒了的服務關係重新扳正過來。這種回歸直接體現在對兒童文學的接受對象——少年兒童精神世界的深層把握與多維表現上，體現在對少年兒童的人格獨立性、自主性、自尊心、自信心的尊重與理解上（而以往則是“四大皆空”）。“走向少兒”已成了新時期兒童文學創作思想與審美意識嬗變的最重要的特征。下麵試從曆史的角度考察一下少年小說係列形象的嬗變過程，這對我們理解新時期兒童文學“走向少兒”的本體意識是有認識意義的。
第一係列：“扭曲型”。其特征是，正視“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劫難對少兒清純心靈的嚴重扭曲與汙染，使人們看到十年浩劫的鬥爭哲學與“初級階段”某些腐敗現象的市儈哲學留給下一代的心理創傷，以及醫治這種創傷的緊迫性。屬於這類形象的，有不自覺地當了“幫凶”、傷害同齡人人格尊嚴的露姐（黃蓓佳《阿兔》）；有受庸俗的“關係學”影響心靈變醜而自以為乖巧的金瑩瑩（劉岩《被扭曲了的樹秧》）；有以父母官職高低調整組合小夥伴關係“精通世故”的幹部子女（汪黔初《在縣委食堂打飯的孩子們》）等等。
第二係列：“迷途型”。這一係列小說提出的命題是：請求社會、學校、家庭理解、信任與關懷正處於轉化、迷失或孤獨狀態中的孩子，而不應冷落、歧視，更不應傷害他們。這實際上是在呼喚孩子世界同樣需要人情、人性、人道精神，譴責蔑視少兒人格的某種社會偏見。中年作家劉厚明的《綠色錢包》、邱勳的《三色圓珠筆》、柯岩的《尋找回來的世界》、羅辰生的《白脖兒》，最先提出這一問題，在兒童文學領域高揚了人性的旗幟。青年作家常新港的《獨船》，通過一個船家獨子“獨立的心靈世界”遭到父親蔑視而造成悲劇的故事，向社會大聲呼籲：請理解我們的下一代，多給他們一些維係人類群體自身的愛吧！安徒生說過：“愛和同情——這是每個人心裏應該具有的最重要的感情。”處於幼者、弱者、被動者地位的少年兒童，較之成人，更需要人類群體的愛；作為感化、純化、美化孩子心靈的兒童文學，較之成人文學，更需要高揚溫暖的人道精神旗幟。
第三係列：“自立型”。較之前二類，“自立型”小說對少兒“內世界”的理解與探究進入了更深層次。作家比較正確地把握了處於新的自我覺醒階段的少年的獨特心態，並將這種心態置於被心理學家稱為“親子關係隔閡”即所謂“代溝”的矛盾之中，在社會文化背景下，關照少年個性的發展與精神的提純。劉心武《我可不怕十三歲》中的“我”，力圖用自己的價值觀和掌握的知識去規範行為，對成年人的指令不再盲目相信與無條件執行。曹文軒的《古堡》塑造了兩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自己的問題自己判斷解決的，具有鮮明自立精神的“小小男子漢”形象。屬於同樣性格係列的還有《遙遙黃河源》（陳麗）中孤單一人萬裏尋父，初步接觸到人生複雜課題的17歲少年路曄；《弓》（曹文軒）中不要他人施舍、寧可自謀其食的溫州彈棉花孩子；《藍軍越過防線》（李建樹）中敢於表現自我、摒除形式主義而在野營活動中率先衝上貢戈爾峰的“藍軍”少年張漢光；《從山野吹來的風》（夏有誌）中過早經受生活摔打，潑潑辣辣地與風雨搏鬥的鄉村姑娘秀芸，等等。作家熱情地支持了小說主人公初萌的自立、自強意識，表現了當代少年新的健全的文化心理與昂奮進取的陽剛氣質。如果說這些作品是對具有創造性思維的少年自立精神的熱情肯定，那麼《豬屁股帶來的煩惱》（蘇曼華）、《我要我的雕刻刀》（劉健屏）、《墨濃力勁的一筆》（張微）、《羅森塔爾效應》（小民）表現的則是此種精神如何在缺乏理解與信任的生活環境中遭受的委屈、壓抑與困惑。怎樣正確對待當代少年的人格獨立性、思維獨創性、行動自主性，這無疑是引導他們健全地走向成熟、走向社會的重要課題，對於培育、強化我們民族未來一代精神性格中的創新思維、開拓精神、陽剛氣質有著重要意義。因之，“自立型”少年係列形象的出現及其提出的問題，具有特殊的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