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這一封信是民國十二年冬寫的。寄到美國科羅拉多溫泉。當時，我和一多在該處讀書。一多和沫若沒有見過麵，但是一多在民國十一年曾寫一篇長文批評郭譯之奧瑪·海亞姆的四行詩（《魯拜集》），指出其中紕誤，文發表於《創造季刊》，沫若不以為忤，且表示敬服之意，其雅量有足多者。所以他在十二年冬寫這封旨在索稿的信。
我在十二年夏赴美，晤沫若於滬濱。鬱達夫陪我到民厚南裏去見他。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十分簡陋，成仿吾和他住在一起。我對沫若說我患甲狀腺腫，他就說：“我是醫生，我來給你看看。”略一檢視，他就說這是“巴西多氏症”（Basedow’sdisease），返身取出一大本醫書，指給我看，詳述此症症狀及療法，囑我到了美國立即診療。我承他指點，到美後乃就診於貝克醫師診所，服用碘質，照太陽燈，月餘而瘥。他來信詢及“病曾就醫否”指此。那天在他住房勾留片刻，不覺至午，他堅留午飯，隻見一巨缽辣椒炒黃豆芽由其日籍夫人安娜捧置桌上，我們四人聚食，食無兼味。約於晚間到會賓樓飲宴，由泰東書局經理趙南公的公子陪往付賬。我於勸飲之下不覺大醉。我在滬停留十餘日，為《創造周刊》寫了一篇《苦雨淒風》。離滬之日，船泊浦東，沫若抱著他的孩子到船邊送行。這就是我和沫若交往的經過，從此以後未再覿麵。抗戰期間，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主管宣傳，這時候他已經不複是創造社時代的他，他參加了左翼的陣營。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在抗戰時期同在重慶我竟沒有和他有過一麵之緣。
二、鄭振鐸的幾封信
鄭振鐸，字西諦，長我兩歲，北平交通部鐵路管理學校畢業，為商務印書館高夢旦先生之快婿，進入商務印書館任《小說月報》主編。《小說月報》自鄭振鐸主編後，大事更新，成為新文藝最有力的刊物之一。“文學研究會”適時成立，即以《小說月報》為其機關，網羅南北許多愛好文藝人士參加，如謝冰心、葉聖陶、茅盾、老舍等皆在其列。與郭沫若、鬱達夫等領導的“創造社”對峙，形成兩大流派。創造派的色彩近於浪漫主義，文學研究會則標榜人道主義，趨向於寫實。
鄭振鐸本人並無明確的文學主張。他對《小說月報》的編輯持續多年，勞績可佩。他自己的寫作發表在《小說月報》的以《文學大綱》為主。《文學大綱》本是英國的作家德林瓦特（JohnDrinkwater）所著，上下兩巨冊，圖文並茂，但隻是通俗性質，介紹古今文學，以西洋文學為主。鄭振鐸翻譯此書，特為加進中國文學，用意甚善，但煩簡之間難得恰如其分。再則鄭氏對於所謂“俗文學”特為熱心，單獨就我國俗文學而言，鄭氏貢獻甚大。
我對於鄭氏《文學大綱》之翻譯部分，很不滿意，因為我發現其中誤譯之處甚多。默爾而息，不無耿耿，公開指摘，有傷恕道。我就寫信給他，率陳所見。在我也許是多事，但無不良動機，在鄭氏聞過則喜更表示其虛懷若穀。所以我公開鄭氏這幾封信如後。
實秋先生：
十一月五日的來信，已經拜讀了。我非常感謝你的這種忠實的態度。我的朋友雖多，但大都是很粗心的，很少有時間去校讀我的稿子的，隻有你常常賜教，這是我永不能忘記你的好意的。我願意以你為生平的第一個益友！這個稱號你願意領受麼？我有一大毛病，就是做事太粗心。常常地在急待付印之時，才著手去做或譯稿子，永遠不會再讀再校一次的，因此常常出現了許多不必出現的錯誤。所吃的虧，已經不少，然而這個惡習還不能改。今後必痛革此習！ 實秋，我願意你常常地賜教，使我常常地自己知錯！ 你願意如此地辦麼？自然，我知道你也是很忙的，未必有什麼工夫去做這事。我的這個請求，可算是一個“不情之請”！
然而為“真理”計，為“友情”——我懇摯地要求你為我的一個最忠誠的益友——計，我希望你答應了吧！
我向你認罪，當你的《評〈飛鳥集〉譯文》出來時，我曾以為你是故意挑戰的一個敵人。但我的性情是憤怒隻在一時的，無論什麼人的責備，當初聽時是很生氣的，細想了一下，便心平氣和，常常地自責了。
我因你的指責，已於《飛鳥集》再版時更改了不少錯處。不管你當時做此文的動機如何，然而我已受你的益處不少，至少已對於許多讀者，更正了好些錯誤。實秋，我是如何地感謝你啊！ 在我們在振華相見時，我已認你是一個益友，現在讓我們成了一個最忠實的益友吧！ 我自覺我是一個不會說謊話的較真實的人。以上的話，也許會使你不高興，然而我不管，我不願意說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