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西廂房，長在西廂房，回憶兒時生活大半在西廂房的那個大炕上。炕上有個被窩垛，由被褥堆垛起來的，十床八床被褥可以堆得很高，我們爬上爬下以為戲，直到把被窩垛壓到連人帶被一齊滾落下來然後已。炕上有個炕桌，那是我們啟蒙時寫讀的所在。
我的家
我沒有什麼輝煌的“家世”可談。
我的遠祖在河北（直隸）沙河一帶務農。我的祖父到了北京謀生，後來得到機會宦遊廣東，於是家道小康。返棹北歸，路過杭州小住，因家父入學應考，遂落籍錢塘。從此我的籍貫一直是浙江錢塘。事實上我是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三年）夏曆十二月初八生於北京。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我小學畢業，投考清華學校。清華是由各省攤派庚子賠款而設立的，所以學生由各省考送。為了籍貫的關係，我在直隸省京兆大興縣署（北京東城屬大興縣）申請入籍，以便合法地就近在天津應考，從此我的籍貫就是北平了。我的母親是杭州人。
老家在北京東城根老君堂。祖父自南方歸來，才買下內務部街二十號的房子。那時不叫內務部街，叫勾欄胡同。不知道為什麼取這樣的一個地名（勾欄本是廳院的意思，元以後妓院亦稱勾欄）。這是一棟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後院、左右跨院，共有房屋三十幾間，算是北平的標準小康之家的住宅。“天棚魚缸石榴樹”應有盡有了。我曾寫了一篇《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是懷念我的這個舊居之作，這篇文字被喜樂先生看見了，他也是老北京，很感興趣，根據我的描寫以及他對北平式房屋構造的認識，畫了一幅我的舊居圖送給我。
他花了好多天的工夫，用了七十多小時，才完成這一幅他所最擅長的界畫，和我所想念的舊居實際情形可以說是八九不離十，隻是畫得太漂亮了一些。現在的內務部街二十號不是這個樣了。
大陸開放後，我的女兒文薔曾到北平探親，想要順便巡視我的舊居，經過若幹周折，獲準前去一視。大門猶在，麵貌全非。
裏麵住了十九家，家家簷下堆煤舉火為炊，成為頗有規模的“大雜院”。魚缸仍在，石榴海棠丁香則俱已無存，唯後跨院屋中一個“隔扇心”還有我題的幾個字。她匆匆照了不少張相片，我看了覺得慘不忍睹。她帶回了一樣東西給我，我保存至今——從舊居院中一棵棗樹上摘下來的一個棗子，還帶著好幾個葉子，長途攜來仍是青綠，並未褪色，浸在水中數日之後才漸漸幹萎。
這個棗子現在雖然隻是一個普通幹皺的紅棗的樣子，卻是我唯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質上的聯係。
我的家不是富有之家，隻是略有恒產，衣食無缺。北平厚德福飯莊不是我家產業，在此不妨略加解釋。我父親是厚德福的老主顧，和厚德福的掌櫃陳蓮堂先生自然的有了友誼。
陳蓮堂開封人，不但手藝好，而且為人正直；隻是舊式商人重於保守，不事擴張，厚德福乃長久局限在小巷中狹隘的局麵。
家父力勸擴展，蓮堂先生心為之動，適城南遊藝園方在籌設，家父代為奔走接洽，厚德福分號乃在遊藝園中成立，生意鼎盛。
從此家父借箸代籌，陸續在沈陽、哈爾濱、青島、西安、上海、香港等地設立連鎖分店，家父與我亦分別小量投資幾處成為股東。經過兩次動亂，一切經營盡付流水，這就是我家和厚德福關係之始末。
本來我家屬於中產階級，民元袁世凱嗾使曹錕部下兵變，大肆劫掠平津，我家亦遭荼毒，從此家道中落。我自留學歸來，立即就教職於國立東南大學，我父親不勝感慨，他以為我該閉戶讀書，然後再出而問世。知子莫若父，知己也莫若自己。父母的訓導與身教，使我知道勤儉二字為立身處世之道，終身不敢逾。
“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
“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是孟郊的句子，人與疲馬羈禽無異，高飛遠走，疲於津梁，不免懷念自己的舊家園。
我的老家在北平，是距今一百幾十年前由我祖父所置的一所房子，坐落在東城相當熱鬧的地區，出胡同東口往北是東四牌樓，出胡同西口是南小街子。東四牌樓是四條大街的交叉口，所以商店林立，市容要比西城的西四牌樓繁盛得多。牌樓根兒底下靠右邊有一家幹果子鋪，是我家投資開設的，領東的掌櫃姓任，山西人，父親常在晚間帶著我們幾個孩子溜達著到那裏小憩，掌櫃的經常饗我們以汽水，用玻璃球做塞子的那種小瓶汽水，仰著脖子對著瓶口汩汩而飲之，還有從蜜餞缸裏抓出來的蜜餞桃脯的一條條的皮子，當時我認為那是一大享受。南小街子可是又髒又臭又泥濘的一條路，我小時候每天必須走一段南小街去上學，時常在羊肉床子看宰羊，在切麵鋪買“乾蹦兒”或糖火燒吃。胡同東口外斜對麵就是燈市口，是較寬敞的一條街，在那裏有當時唯一可以買到英文教科書《漢英初階》及墨水鋼筆的漢英圖書館，以後又添了一家郭紀雲，路南還有一家小有名氣的專賣鹵蝦小菜臭豆腐的店。往南走約十五分鍾進金魚胡同便是東安市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