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曆史的天空中，杜甫以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形象閃耀著絢爛的光輝。人品決定詩品，隻有品格與精神偉大高尚的人，才能成為最偉大的詩人。杜甫的詩之所以長盛不衰，一直是文化中的熱點，杜甫之所以始終受到人們的欽佩與尊敬，正是杜甫偉大品格與精神的巨大魅力使然。在古人心目中，杜甫是像孟子一樣偉大的聖人，是萬世師表。宋代黃徹說：“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餘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溪詩話》卷一)故而人們尊杜甫為詩聖。
自孔子創立儒學，戰國時已欣欣向榮，迅速發展。漢代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魏晉南北朝時期，老莊思想盛行，儒家思想入老莊思想而成為玄學。唐代重新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國家規定科舉要考試儒家經典，組織著名學者注釋儒家經典，以廣其傳。杜甫出生的時代，正是唐代儒學氛圍最濃的時代。杜甫幼年就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儒家思想漸漸化為杜甫的思想，成年的杜甫的思想品德已經完全符合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杜甫已經是一位純粹的儒。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杜甫天資醇厚，他怎麼想就怎麼做，表裏如一，言行如一。他的思想既然已經儒家思想化，他的行為也就完全符合儒家的行為規範。可以說，杜甫的言行和思想，完全符合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的規範，特別具有儒家所宣揚的仁愛。漁民捕食幼小的銀魚，杜甫堅決反對，認為那樣太殘忍，是暴殄天物。在夔州，鄰居老婦撲棗，親戚吳郎插籬拒之，杜甫勸導吳郎同情老婦，說那是貧困無食所致，要吳郎撤籬任老婦撲棗。雖是一些小事，卻表現出杜甫的博愛精神和大仁思想。
杜甫少年時代就樹立了遠大的政治理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個理想就是輔佐君王，把國家治理好。可以說杜甫少年時代就立誌獻身國家。他刻苦砥礪自己的政治才能，汲汲奔走求仕，以求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卻沒有得到機會。但他的愛國之心卻愈益執著，愈益強烈。為了國家，他批評玄宗用武力開拓邊境，大肆征兵，造成田園荒蕪(《兵車行》：“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批評玄宗享樂腐化，橫征暴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他抨擊皇親國戚邀寵弄權，氣焰熏灼。他犯顏救房琯，認為國家用人之際不該貶大臣，自己卻遭貶官。他研究軍事，作詩為國獻策獻計，以抗擊安史叛軍。延安的蘆子關是軍事要塞，杜甫認為國家防守的兵力不夠，如果被安史叛軍攻破，對肅宗駐蹕的靈武會產生嚴重威脅，認為應該火速派重兵嚴守不失，而作《塞蘆子》雲：“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乾元時，郭子儀等領兵圍攻據守鄴城的安慶緒，杜甫認為應該派兵直搗安史叛軍的老巢，以求全勝，而不應隻是圍攻鄴城。《觀兵》寫道：“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這些都表現出杜甫偉大的愛國精神和傑出的政治與軍事才能。
杜甫精神的根本是愛國愛民。在杜甫心中，民與國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互為表裏，相輔相成。杜甫愛國愛民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憂”，就是憂國憂民。他憂國是先天下人之憂而憂。天寶時國家昌盛，一片太平景象，他已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富對立，從官府的橫征暴斂，預感到國家潛伏著巨大危機，社會將發生巨大變亂。“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那時，他對國家的前途已深感憂慮。他憂得廣。國家很多重大問題，他都要憂。他憂怎樣平息安史之亂，憂借兵回紇可能給國家產生的危害，憂吐蕃在西川邊疆發生的騷擾與戰事，難以一一細數。他憂得遠。他憂很多將領借安史之亂擁兵自強，形成藩鎮割據，憂安史之亂後不斷對國家產生的嚴重後果。杜甫的憂國是看到國家現實存在和可能發生的危險，希望國家用政治智慧和力量化解並戰勝危機，始終保持安定與強盛，這是最深摯的愛國。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杜甫對人民的愛與憂都是很深的。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杜甫深知人民是國家的基礎，極為重要，但百姓的生存狀況極為堪憂。杜甫注意到，就是太平盛世，百姓的境況也非常淒慘。百姓遭受橫征暴斂，處於饑寒中，甚至凍餒而死。有的失業，沒有生活來源；有的守邊，艱難而又危險。這些在杜甫的詩中多有記載。在戰亂中，百姓更是生活在危難與水深火熱中。百姓慘遭殺戮，幸存者逃難而去，留在家鄉的人要負擔比平時更沉重的賦稅和徭役，血汗完全被榨幹，過著非人的生活。杜甫所到之處，總是對百姓的悲慘境況表示深切的關注和極大的憂慮。三峽地區遠離戰亂的中心地帶，而這裏的百姓卻與戰亂中心地帶的命運完全一樣。“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白帝》)戰爭和貧窮引起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夔州女子長年負薪，顯得粗醜，四五十歲尚不能出嫁，杜甫非常同情她們，認為完全是戰爭和貧困造成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