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臭名昭著的“四人幫”終於垮台了，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梁漱溟同億萬人民一樣，欣喜萬分，歡慶“第二個春天”的到來。
但，“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四人幫雖然被打倒，“左”的思想卻並沒有在人們腦海中消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真理標準和兩個“凡是”的大討論。
梁漱溟作為政協委員，自然參與其中。他中肯地進言：“中國的曆史發展到今天，人治的辦法恐怕已經走到盡頭……中國由人治走向法治，現在是個轉折點，今天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曆史的趨勢，中國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擋不了的。”
顯然，梁漱溟是堅持真理、反對兩個“凡是”的，他還敏銳洞察出了問題的關鍵而大聲呼籲法治。然而，對黨、對中國的熱愛卻被誣為“別有用心”，他被剝奪了議政的權利。特別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赫然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又給他平添幾分壓力。有人借學習《毛選》為名，公開點名批判他。這雖然不能傷害梁漱溟，但使他感到迷惘：四人幫不是被打倒了嗎？怎麼其影響還沒有消除！
1981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第二個春天也真正來臨了，梁漱溟由當了30餘年的政協委員升為政協常委，並真正獲得了議政的權力。其關於法治的建議也得到了有關方麵的重視，並出任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修政委員會委員。在生活上，他也搬進了複興門外的新居，從而有一個較為優越的條件安度晚年。
梁漱溟深感自1979至1987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九年”。他為自己能在垂暮之年趕上大好時光而興奮不已。因而，他不顧年事已高，積極投身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當中，坦陳己見，暢所欲言。
真正令梁漱溟感到由衷欣慰的不是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而是他學術的第二個春天的來臨。1985年3月，他應邀為中國文化書院籌委會與九洲知識信息中心在北京辦的第一期“中國文化講習班”作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報告。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後，他被選為院務委員會主席和名譽院長，並多次講授有關東方文化的課程。在前幾年的“傳統文化熱”中，梁漱溟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再度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化名人。
在海外，梁漱溟同樣有著廣泛的聲譽。美國、日本、新加坡及港台地區都有他的著作出版：更有人專門從事關於他的研究。美國芝加哥大學曆史係凱利教授著有《中國的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一書。日本學者和崎博文已將梁著《人心與人生》翻譯出版。他還聯絡日本學者著手出《梁漱溟先生全集》，設立“梁漱溟先生教育基金會”，獎勵優秀的中國留學生。1987年10月31日，“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許多知名學者、教授與會，紛紛發言、著文，對梁漱溟的學術造詣表示由衷的敬佩。
梁漱溟的舊著和新稿近幾年也已陸續出版。他最後的巨著《人心與人生》一書由其自費由學林出版社出版，很快又再版。三聯書店也將此書在海外公開發行。他的舊著《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朝話》、《中國文化要義》、《憶往談舊錄》、《勉仁齋讀書錄》、《梁漱溟教育文集》也都付梓發行。山東人民出版社正出版多卷本《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已問世。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1988年6月23日，這位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愛國老人曆經坎坷之後終於在愉快充實的心境中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途，在北京溘然逝世，享年95歲。
生命雖已結束，但問題仍在繼續。梁漱溟先生70多年前的視角使中國傳統文化有了兼容東西的胸懷，也給了現代文化以不盡的話題。尤其是他那光明磊落、至大至剛的偉大人格，更值得我們由衷的欽佩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