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典赤·贍思丁——忠君澤民，赤子情深
賽典赤·贍思丁（1211年～1297年），全名為賽典赤·贍思丁·烏馬兒，至聖穆罕默德後裔，出生於中亞布哈拉（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第二年，西征軍占領布哈拉時，贍思丁的祖父，當地首領賽典赤率騎兵千人，帶著花豹白鶴迎降，少年贍思丁和他的父親苦馬魯丁也歸附了成吉思汗，並隨之征戰各地，直至忽必烈時代。幾十年間，一直受到信任和重用，由帳前侍衛先後升任豐、靖、雲內三州（今大同市西北、呼和浩特一帶）都達魯花赤、太原平陽二路達魯花赤、燕京路斷事官、燕京路宣撫使、中書省平章政事，受命出任陝西、四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雲南行省平章政事。他為官多年，政績斐然，最大的貢獻是開發、治理雲南，統一、繁榮西南邊陲。
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在繼續用武力擴大領土的同時，不斷加強對各地區的控製，以圖形成統一、強大的元帝國。
在過去長期的征戰中，忽必烈縱橫馳騁，對各地情況比較了解，他認為最難治理的地方是雲南。那時，雲南多民族雜居，部族首領各管一方，沒有完善的行政機構，經濟文化落後，生活習俗與內地差別很大，社會很不安定。忽必烈即位後，便封他的第五個兒子忽哥赤為“雲南王”，令他前去治理雲南。不料，忽哥赤竟被部下毒死。再派宗王脫忽魯去鎮守，仍然不見成效。於是，忽必烈決定按照管理其他地區的辦法，在雲南建立“行中書省”，並挑選得力人員擔任行省的最高長官——平章政事。
忽必烈選中了贍思丁。
忽必烈充分信任贍思丁，當麵交代任務，並給了他“便宜行事”的諭旨，即不經奏聞就能酌情處理事務的權力。
1274年，已經63歲的贍思丁身銜重命，立即進行入滇的準備工作。他找了熟悉情況的人，詳細了解雲南的山川城廓、水陸交通、特產資源、風俗人情等，心中有了初步的治滇方略，隨後就動身去雲南。鎮守雲南的宗王脫忽魯聽了身邊人員的話，擔心贍思丁來了要奪他的權，便用武力進行戒備，以阻止贍思丁入滇。贍思丁派他的兒子去見宗王，表明心跡，又邀宗王的代表來麵談。宗王終於明白了贍思丁來雲南完全是抱著“忠君澤民”的一片誠心，便主動歡迎贍思丁的到來。
贍思丁到雲南後，首先對都元帥府、親王和行政部門各自為政、互相爭權的局麵加以整頓，建立了行中書省，把軍事、治安等部門置於行省管轄之下；王府則隻對行省起監督作用，不再管理行政事務。這樣，就理順了上層領導及領導機構之間的關係，使政令得到統一。第二步，就是在雲南境內劃分行政區，建立地方行政機構。贍思丁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按照路、府和州縣三級劃分了行政區，行省之下分為37路、5府、101個州或縣，各級分別委任了總管、知府、知州和縣令。各級地方政權的隸屬關係和管轄範圍都得到明確，以往由“千戶所”、“百戶所”的武官和土司們隨意行使地方行政權力的混亂局麵得到整治，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行政管理體係。
贍思丁大刀闊斧地變革行政體係，必然觸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有幾個地方官吏認為沒有得到重用，他們一起到朝廷告狀，指控贍思丁專權。忽必烈高度信任贍思丁，深知他憂國愛民，認定這些人是誣告，便下令把這些人帶上刑具，押送雲南交贍思丁處治。贍思丁為了穩定大局，以政治家的氣度命人去掉他們的刑具，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大汗給了我便宜行事的權力，因而控告我專權，我現在不認定你們有罪。我還要委任你們做官，你們能盡心把事做好立功補過嗎？”這幾個人沒有想到贍思丁如此寬宏，一齊叩頭拜謝，說：“我們犯有死罪，平章大人不但給了我們活命，還給我們官做，我們一定誓死相報。”
雲南有個地方叫蘿槃甸（雲南元江一帶），那裏的首領率眾自立，不服從上級之命，贍思丁不得不帶兵前去解決。但他盡可能不動刀兵，以免流血傷人，力爭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兵士們把蘿槃城圍了三天，不見對方動靜，贍思丁派人到城內會見土司，曉以大義，又等三日，對方仍不歸降。有的將士不耐煩了，擅自攻城。贍思丁急令鳴金收兵，並要對帶頭攻城的軍官嚴加懲辦，他說：“天子是命我來安撫雲南的，不是讓我來殺人的。”城內的首領知道了這一情況，深受感動，說：“平章大人如此寬仁，我再抗命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就率眾出城，表示歸順。雲南境內還有類似的部族首領也紛紛效仿蘿槃甸，主動地表示服從。贍思丁未殺一人，團結了雲南各少數民族首領，正確處理了民族矛盾，從而使雲南全境安定下來，實現了政令的統一，加強了國家一體化管理。
雲南地處邊陲，社會發展緩慢，經濟文化遠遠落後於內地，贍思丁采取了一係列措施發展生產。一是大規模地實行軍民屯田，屯田麵積達200萬畝，使大量荒廢土地變為農田；二是興修水利，搞了包括治理滇池在內的許多水利工程，既減少水患，又擴大了灌溉麵積；三是引進當地所沒有的水稻、桑麻等農作物品種並積極推廣其生產技術，使原來比較原始的生產手段得到提高。這樣，雲南的經濟很快地發展了起來，時人描述雲南的麵貌是“居民湊集，禾麻遍野”，“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