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是一個熱情洋溢、活躍、善於交際的人。為了約束自己，他必須有一種精確的工作節律，恪守自己親手製定的製度。
而且科學工作本身對他來說也不僅僅是一種必須盡到的義務。這是他的熱情、愛好和終身的事業。
一個跟隨巴甫洛夫多年的女助手彼得羅娃寫道：“他一生中最愛自己的科學，自己的生理學。”巴甫洛夫最親近的學生之一斯佩蘭斯基院士同意她的話，他說：“他用不著再找別的什麼消遣。因為科學不僅滿足了他智慧上的需要，還滿足了他情感上的需求。他輕易不動感情，因為這都會幹擾他的最大樂事——清晰的思維。”
但他不僅隻是以冷靜的理智來認識科學真理。離開他去搞“物理生理學”的薩莫伊洛夫回憶道：“他的直觀才能，他那在複雜的反應與機體對比領域中摸索和認識真理的才能，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然而，對科學家起作用的永遠隻是邏輯，而詩人隻是直觀嗎·要知道，偉大詩人哥德在他的詩歌創作中說出了科學思想的萌芽，後來被達爾文詳盡地發展了。而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法拉第，他所發現的定律是以直觀的形式找到的，因為他對物理現象的理解主要不是靠書本知識，而是靠直接對現象的“觀察”。
情感和理智不能用一堵牆隔開。科學家也像藝術家一樣需要幻想和直觀。巴甫洛夫的這種“詩人的”氣質特別明顯。他，就像法拉第一樣，能夠拋棄一切偏見，並且在任何情況下能夠拋開已被公認的通用的學說去觀察，用自己銳利的目光觀察周圍的世界，同時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吸取盎然的大自然的啟發。
巴甫洛夫著迷地、甚至可說是興高采烈地研究科學，與此同時，他使實驗室的氣氛異常活躍起來。比如說，等待實驗結果出來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於是巴甫洛夫就想出個消遣的辦法：給每個人發一張紙。每一個人都必須在紙上寫出自己所猜想的實驗結果，並交20戈比。結果比賽場麵有意思極了，就連別的實驗室的工作人員也被吸引過來了。
巴甫洛夫本來就很喜歡各類比賽。對於他來說，沒有比一次又一次超過自己年輕的對手更為滿意的事了。采蘑菇時也不是一般地采采而已，而是比賽誰采得多。巴甫洛夫在多年和安德烈·謝爾蓋耶維奇·法明岑教授的比賽中總是勝利者。有一次，在去彼得堡的前夕，法明岑到他那裏說，昨天他最後一次采的蘑菇打破了紀錄。巴甫洛夫難道能輕易這麼認輸嗎？
他們退了火車票，改變了行期。於是巴甫洛夫教授就去森林采他那“101”個蘑菇了。直到所采的蘑菇數量打破了法明岑的紀錄，他才心安理得，於是這才放心地去了彼得堡。
甚至在沒有任何原因的情況下，他也能想出辦法舉行比賽。他當了科學院院士之後，曾和接送他的“福特”牌汽車司機比賽：看誰掌握時間更準。條件是到達的時間不早不晚，絲毫不差。他的司機波將金被拉入了這場熱烈的比賽。他把車開到研究所的時間略微提前一點，把龐大的小轎車“隱蔽”在牆角，以便在需要的時刻駛向門口。巴甫洛夫手裏總是拿著手表，提前一分鍾在那裏等他。看到司機準時到來後，他才用手指彈了彈表蓋，滿意地笑著坐進汽車。
巴甫洛夫對於休息也像做工作時一樣專心。有一年的夏天，他一連三個月沒幹什麼事，說：“應當叫‘條件反射’在夏天休息休息。”
巴甫洛夫常從海邊陡岸上拾來新鮮的沙子撒在花園的小路上。謝拉菲瑪·瓦西裏耶夫娜說：“他熱愛一切工作，並以極大的興趣來做。在旁人看來，覺得工作對他來說是最愉快的事，能使他高興和快樂。他生活的幸福就在於此。”
而巴甫洛夫自己說過：“在我的一生中，從來就熱愛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但是，對後一種更愛。特別是感到體力勞動幹出點成績的時候，也就是說，大腦和手結合起來的時候。”
巴甫洛夫由於“不斷地思考”而感到疲乏的時候，他對自己沒有一點繪畫才能而感到遺憾。不然就可以用繪畫來擺脫“腦子裏一鍋粥”，得到片刻休息。對他來講，光有科學家的天賦還不夠，還需要有藝術家的才能！巴甫洛夫的淵博知識和廣泛的愛好簡直令人感到驚訝。
自他開始從事收集蝴蝶之後，逐漸地，他成了一個真正的昆蟲學家，經常親自利用蝶蛹孵出蝴蝶。
巴甫洛夫想拿筆作畫的強烈願望表現在他對名畫的收集癖好上，科學院的大廳牆上從地麵到天花板都是名家的畫：列賓、蘇裏科夫、列維坦、馬科夫斯基、謝羅夫、瓦斯涅佐夫和其他著名畫家的畫。多數是原作，或是原作的臨摹品。巴甫洛夫喜歡長時間認真地欣賞大師們的畫。當他生病的時候請人把某一幅畫摘下來放在床邊的椅子上，以便能在近處欣賞所熟悉的作品。他非常喜歡列賓的《金色的晚秋》，列維坦的《在永恒的寧靜下》和列賓的《沒有料到》，並結識了列賓。“列賓是繪畫方麵的托爾斯泰，他理解人的巨大心靈感受。”巴甫洛夫肯定地說。
如果說巴甫洛夫在科學方麵表現出藝術才能的話，那麼他在領悟繪畫方麵就更是表現出智慧。他焦急地等待著每一次畫展的開幕，每次展覽都要看好幾回，似乎他不單單是欣賞，而是在研究每幅作品，也不回避對新出現的作品的爭論。
當他成為著名人物的時候，人們開始給他畫像、塑像。當時居住在美國的雕塑家科年科夫多次在那裏見到過巴甫洛夫，並給他塑半身像。後來，科年科夫回到了祖國，他回憶道：“伊凡·彼得羅維奇從不掩飾自己對巡回展覽派藝術家和古典俄羅斯聖像畫家的強烈的好感，同時他也是文藝複興時期作品的大鑒賞家，他讚揚蒂齊亞諾是個人類藝術的大師，熱情地斷言文藝複興的神聖精神永遠不會熄滅，同時，他帶著素有的幽默抨擊了藝術中的一切汙點和頹廢派的作品。”
畫家涅斯捷羅夫創造了一係列巴甫洛夫的寫生畫像，事實上他是由於巴甫洛夫才成為肖像畫家的。涅斯捷羅夫並不是一下子就下決心畫他的，但他終於“鼓足勇氣”去列寧格勒找巴甫洛夫。開門的是謝拉菲瑪·瓦西裏耶夫娜。畫家還沒有來得及問好，巴甫洛夫就大聲說著歡迎的話，突然出現在他的麵前。
在剛剛開始興建的著名的科爾圖什，即列寧格勒郊外的科學城裏，畫家在巴甫洛夫喜愛的涼台上為他畫像。而要使“這位非常好動的86歲高齡的老人安靜地坐會兒”是非常困難的。隻好安排他坐在桌旁和助手談話。助手向他彙報，教授一邊聽一邊提問題。但是這樣隻進行了很短的時間，談話自然地變得越來越活躍。巴甫洛夫在談話中常常習慣地用拳頭敲桌子。
畫家就是這樣鮮明生動地塑造出了巴甫洛夫的形象：巴甫洛夫打著獨特的手勢正在向一名看不見的交談者論證著什麼。桌子上的花正好把他們隔開。本來想擺上巴甫洛夫所喜愛的雪青色的紫羅蘭，但這株花實在太高，擋住了他的臉，因此就放了一株比較低矮的、潔白樸素的花，這種花自古以來就稱為“新娘服”。
這是人們所公認的一幅巴甫洛夫的最成功的肖像，它活生生地反映了這個“好吵好動的老人”的氣質。簡直不可想象這是在巴甫洛夫逝世前一年畫的。他並沒有變成一個老頭子，任何一個青年都會羨慕他的精力、他的熱情。他在75歲的時候，作為他們研究所擊木隊的常任隊長，他從助手那裏得到了“擊木遊戲健將”證書。十年之後，盡管由於大腿骨折有點瘸，但他腿腳仍然非常矯健，眼神很準，擊木時左手用力很有勁。
這位多才多藝的人的激烈性格是夠驚人的。半個世紀以來，謝拉菲瑪·瓦西裏耶夫娜和他日夜相處，對他的性情了解得比所有人都更為真切。她把他這種非凡的性格稱為“一團火”。
皇家軍事醫學科學院有一條不容更改、必須絕對執行的規定：教授們工作25年後，因超過服役年限要被解職。在例外的情況下這個期限可以延長五年。1905年巴甫洛夫同樣遭到了這個厄運。但是“對於俄羅斯土地上偉大的生理學家”做出了從未有過的例外決定。科學院會議提出了“關於保留巴甫洛夫教授的申請”，允許巴甫洛夫自己決定任職期限。
這樣，巴甫洛夫就成了“終身教授”。他的研究工作變得更加深入、廣泛。科學院為他的研究室造了新樓。這是座落在羅曼斯基胡同的一所漂亮的二層樓房。有寬敞的前廳、寬闊的樓梯和朝南的窗戶，二樓是實驗室和手術室。巴甫洛夫的辦公室和講課用的教室也設在二樓。手術室的兩麵牆上幾乎全部鑲滿了玻璃。院子裏建造了大飼養室。一切都是以現代科學的方式建造的，氣勢非凡。而巴甫洛夫的辦公室裏最好的裝飾是他妻子送的一張“俄羅斯生理學之父”謝切諾夫的大肖像。這確確實實是一件非常珍貴的禮品。
新改建的生理研究室堪稱歐洲之冠。不論是工作水平，還是裝備，都很先進。這一點歐洲科學家們都承認。然而，巴甫洛夫的思想是超越現實的。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績。巴甫洛夫教授想建立一個完全獨特的實驗室，在這裏使實驗用的動物完全隔離，分散它們的注意力和不利於形成條件反射的音響、噪音和無關的氣味。但是，皇家國庫不打算為這項工程投資。而奧爾登堡斯基公爵又擔心這項工程會破壞他的研究所周圍的風景。
最後，這個督學公爵終於被說服了，但是錢呢？仍然沒有。於是巴甫洛夫決定向促進科學實驗成果慈善會請求物質幫助，這個組織是用列堅佐夫商人的遺產建立的。要知道，這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他所愛的科學，巴甫洛夫不顧一切，采取了行動。他參加了促進科學實驗成果慈善會的會議，並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闡明了建立這樣新型實驗室的必要性。經費撥了下來。被人們稱作“靜塔”的實驗室工程盡管進展緩慢，但是終於開工了。
這是巴甫洛夫的驕傲。多年來的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三層正方形樓層的四周有一條深深的壕溝，為的是使房屋的牆不受“來往的車馬、汽車”引起地麵震動的影響。內部十字形的樓道把每一層都分成四個獨立的房間。主樓兩側是兩個對稱的拐角塔樓，裏麵是通向院子的出口和通向每一層的樓梯。每一個獨立的房間都與塔樓相通，同時也和十字形的樓道相連。這樣，每一個房間入口都是獨立的。中間的一層沒有工作室，隻是把樓房的上層和下層隔開。
這座樓共有十一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的一個角落裏都有用特殊的隔音材料建成的小房間。實驗的時候動物就放在這裏。在外麵的房間裏觀察它們的活動情況。實驗員從一個專門的操縱台向動物發出聲音和光的信號，並從小窗口觀察狗的活動，而狗卻看不到實驗員，因為狗不僅要與無關的幹擾完全隔離，而且要與觀察者本身隔離。
“靜塔”隻是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才順利落成。商人的錢免強夠蓋三個隔音室之用。
這時，巴甫洛夫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的院士。“由於巴甫洛夫被選為科學院院士，成為我們隊伍中的一員，我們的科學院完全可以為之自豪。”在院士委員會的推薦書中這樣寫道。科學院全體會議一致同意院士委員會推薦巴甫洛夫教授的意見。但很少有人知道，巴甫洛夫向科學院提出了先決條件：給“天才的年輕的工作人員”澤列內支付工資補貼。這個人是他吸收參加科學院實驗室工作的。實驗室當時的經濟條件非常緊張，以至於沒有補貼就根本無法生存。
巴甫洛夫被選為科學院院士，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的生活方式。和往常一樣，他經常步行或乘鐵軌馬車到他現在負責的三個工作地點去上班。鐵軌馬車後來被有軌電車所取代。鐵軌馬車把巴甫洛夫送到軍事醫學科學院。再換乘另一路鐵軌馬車經石烏大街去實驗醫學研究所。而去土奇科沃濱河街則是步行。
隻要有事，任何一位同事或大學生都可以到他家找他。平時如果僅僅是串門，就不要到巴甫洛夫家去。他隻在節日裏才接待客人。因事去找他的客人都會受到熱情歡迎，他會請你喝茶，吃黑麵包和烏克蘭脂油。
巴甫洛夫家裏除了美術作品外沒有任何貴重財產：隻有一張早已過時的老式橡木櫥櫃和一個書架及幾張笨重鐵床。教授本身穿著十分樸素，絲毫不講究。他討厭那種講排場，比闊氣的貴族作風。他始終保持著從梁讚到彼得格勒來時那種非貴族知識分子的模樣。他對所有物質困難幾乎都無動於衷。戰爭造成的破壞給他的影響也隻不過是使他感到沒有人來作實驗，因為大批的工作人員被動員去前線打仗了。實驗用的狗現在也根本不夠用，這多麼令人懊喪啊！有多少事要做，怎麼來得及呢？
沒有木柴，實驗室無法取暖，他就穿著大衣，戴著帽子工作。沒有電，他就借助月光來做手術。家裏沒有糧食，他就和所有的同事一樣，在實驗醫學研究所撥給自己的小塊土地上開荒自己種。他親手種了土豆、白菜，還有一些新鮮品種。不用說，在這場開荒競賽中奪魁的還是他。巴甫洛夫院士的菜園是種得最好的：“親愛的先生們，不靠自力更生種菜是可恥的。”
甚至後來蘇維埃政府提出讓他在蘇聯任選一個地方建造別墅的時候，他也拒絕說：“要別墅幹什麼·我在自己的村子裏很好。”給他從美國訂購了一輛漂亮的福特牌小轎車，後來又建議給他換一輛更加現代化的新式林肯牌轎車。他非常驚訝：“小汽車我已經有了，我從來都不追求豪華。這又何必呢？不要，堅決不要。”
他從來沒有給自己買過什麼東西，謝拉菲瑪·瓦西裏耶夫娜不得不強行給他買了些必不可少的衣物。甚至他的衣袋裏從來不帶一分錢。有一次，他的進口小轎車在路上拋了錨，巴甫洛夫隻好改乘公共汽車，而他身上連買車票的錢都沒有。他非常不高興，向來接他的兒子生氣地說：“快替我補一張車票，我是蹭車來的。”
完全可以想象出，當不貪財的巴甫洛夫過去的一個朋友向他建議“把諾貝爾獎金的一部分拿到商品交易所做生意”時，他是何等地憤怒。據說，巴甫洛夫氣得真想在這個不走運的商人身上踩上幾腳。他說：“這些錢是我用不懈的科研勞動掙來的。而當科學家和做生意從來就是兩碼事！”科學事業在不斷地發展。實驗醫學研究所在郊外離科爾圖什村不遠的地方得到了一塊為狗建立繁殖場的場地。這裏有一個馬廄和一座破舊的木板結構的二層樓房。巴甫洛夫從實驗室的預算中撥出一筆經費給繁殖場，十分細致地研究了繁殖場的各項行政管理，但他還沒有親自去過那裏。當時他的工作已經是非常緊張了，顯然，他已很疲勞，應該暫時換一下環境。他身邊的助手們都勸他去科爾圖什住幾天。
七月的一天早晨，三個旅伴在火車站會麵了。巴甫洛夫是乘有軌電車來的，當然他是準時到達。根據他的要求，外出沒有通知任何人，就連繁殖場場長也沒有告訴。他們坐的列車非常擁擠。因此，隻好站了一路，下車後他們又開始步行。
最後他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在一天的長途跋涉之後休息一下，真是再美不過了。巴甫洛夫還在路上時就想著玩擊木遊戲，並急忙地準備了圓柱和木棒。
這是1924年7月，巴甫洛夫院士已滿了75周歲。他非常喜歡科爾圖什這個地方。決定在這裏成立一個郊外科學研究站，這個科研站後來變成了一座科學城，人們稱為“條件反射實驗中心”。巴甫洛夫的科爾圖什是現代莫斯科郊外的杜布納、謝爾普霍夫郊區的普拉特溫、奧卡河岸上的布辛以及新西伯利亞科學城的原型。當時這是一個新生事物。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年輕的蘇維埃國家要建設這樣的科學中心需要作出巨大的犧牲。在遭到戰爭百廢待興的經濟恢複年代裏，政府撥給巴甫洛夫的一百萬盧布的科研經費，是多麼珍貴啊！他還為科爾圖什的科研工作者建造了舒適的單獨住宅和實驗大樓。巴甫洛夫親自關心工程的進展情況，督促設計師、管理人員要盡量考慮到未來科學工作的所有特點。
他本人和全家在這裏度過了整整一個夏天。巴甫洛夫住在一座舊木頭房子的上層，不太大的陽台三麵裝有玻璃，這就已經使他完全滿足了。他喜歡休息的地方是坐起來不大舒服的、又矮又硬的木扶手小沙發，而他喜歡工作的地方是放著火紅金蓮花的陽台。
正是在這裏，畫家涅斯捷羅夫給他畫了第一張肖像。而就是這個別墅，巴甫洛夫認為比人民政府為他提供的所有的別墅都好。後來為他在這裏建了一所寬敞的住宅。但他最為讚賞的是附近的小花園、菜園和養蜂場。直到他85歲高齡，每天都在早飯和午飯前幹兩個小時的活。自己還在宅旁種了些灌木。
他越來越熱愛他的“中心”，這是已經成為現實的理想。他的一個助手科利佐夫寫道：“我曾激動地看到，85歲高齡的科學家是以什麼樣的激情投入工作，而工作的成果可能要經過十年才能獲得。”
但是巴甫洛夫並不感到自己老了。他已把整個身心都投入了事業。新的計劃一個接一個。然而，如果在國家經濟恢複的困難時期巴甫洛夫院士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那就另當別論了。那幾年是處在人生過去與未來之間的一個最關鍵的時刻，並非所有的人都順利地挺過來了。巴甫洛夫一如既往，以特有的果斷精神向未來邁進，而要做到這一點遠非易事。
1921年寒冷的冬天，一個“援助巴甫洛夫教授委員會”來到了彼得堡實驗醫學研究所，想了解一下著名科學家需要什麼。
“狗，最需要的是狗！”他非常激動地說：“是這麼回事，哪怕是我自己上大街去抓也行！我非常懷疑；我的助手們是不是正在這樣做。”科學家還認真地念叨著：“好的馬需要幹草，還需要燕麥，這裏的三匹馬，瘸的瘸，傷的傷，但這關係倒不大，隻要能從它們的血液裏提取血清就行。”
房間裏非常冷，和大街上一樣。巴甫洛夫穿著厚大衣、氈靴和帶護耳的棉帽。他們沒有柴火。
巴甫洛夫院士笑了笑，眼睛裏閃爍著青春的火焰。“人們說，現在不是用爐子給房子采暖，而是用房子給爐子采暖。遺憾的是，這裏附近沒有木房子。如果有可能的話，請給一些木柴。”
政府的代表們非常奇怪，當談到有關科研工作的事情時，院士提出了要求，並且態度非常堅決。把對他個人的幫助一概拒絕，而且斬釘截鐵。而當時的情況是，每天隻能供給每人50至100克麵包，甚至還常常有些是不能吃的。而食堂的夥食大部分都是野菜湯和青魚，或者是黍子粥。因而，他的許多同事在科學家們的飯廳裏麵對著缺乏營養的湯和無味的稀粥歎氣，搖頭，愁眉不展。巴甫洛夫不屬於愁眉苦臉者之列，70多歲高齡的老科學家擔心的隻是繼續工作的條件：隻要是能不停止科學探索，不中斷研究工作他就心滿意足了。
一年前，英國作家威爾斯來到了巴甫洛夫的實驗室。英國作家對俄羅斯當時的現狀感到很可怕。因為他沒有看到一絲光明的前景，他覺得整個國家“一片黑暗”。但是見到那些為工作嘔心瀝血和被貧困折磨得疲憊不堪的科學家們，他深為震驚。他說：“他們向我提出了大量有關外國最新科研成果的問題，而為自己在這方麵可怕的無知感到羞愧……他們沒有新的儀器，紙張不足，實驗室裏沒有取暖設備，驚人的是，他們全都在忙碌著。而且他們全在卓有成效地工作著……這種科學研究的精神是真正令人佩服的。如果在這個冬天彼得格勒由於饑餓而死亡，那麼研究所的科學家們也同樣要死亡……然而，他們幾乎從未向我提出關於能否給他們寄送一些糧食的問題……他們大家都希望能夠得到科學文獻；在他們看來，知識比麵包更加珍貴……巴甫洛夫依然穿著舊大衣，在裝滿自己在業餘時間種植的土豆、胡羅卜的辦公室裏，進行著傑出的研究。”
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美國的科學院紛紛邀請巴甫洛夫到他們的國家去工作，答應給他優厚的物質待遇，為他提供大量的科研經費。以可口的佳肴，安逸的生活，沒有“變革和革命”來誘惑他，叫他出國。
巴甫洛夫不是一個政治家，但他完全沉醉於自己的科學研究。然而，他把自己從事的科學同國家大事隔離開來是不可能的。就是他的性格也不容許對所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1914年，戰爭嚴重地影響了科研工作，大多數科學工作者都上了前線，沒有人進行實驗。巴甫洛夫焦急不安地在空蕩蕩的房間裏踱來踱去。他密切地注視著戰爭的發展，不斷地在地圖上移動著自己親手製作的小旗，如果情況不好的話，他就會罵街。他堅信，“必須停止這場腐朽的戰爭，隻有革命才能挽救俄羅斯。必須推翻喪權辱國的腐敗政府，而除了革命之外，別無他途！”1917年2月他迎來了一場風暴，這場風暴洗刷了“自由的、正在改革的、力求改善各階層生活的祖國”。新的生活製度使他有理由“把自己的工作精力提高到更高的階段”但是，情況變得複雜了，在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發生了衝突，成立了臨時政府，由克倫斯基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