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SCC第3卷數學部分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不僅有力地駁斥了一些西方數學史家毫無根據的結論，而且全麵、客觀地描述了中國對世界數學發展所做的貢獻。
數學部分的出版受到了數學史家的重視。中國數學史家熱情讚譽了他的工作，同時也指出了個別疏漏及差錯。但，不容置疑的是，李約瑟的這本書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國古代數學的光輝成果，他孜孜不倦地挖掘著中國古代文明的“金礦”，數學之後，便是天文學和地學了。
天文、氣象
許多歐洲人把中國人看作野蠻人的另一個原因，大概是在於中國人竟敢把他們的天文學家——這在我們有教養的西方人眼中是種最沒用的小人——放在部長和國務卿一級的職位上。這該是多麼可怕的野蠻人啊。
——弗蘭茨·屈納特（SCC第3卷首頁）
對於中國人來說，天文學是從敬天的“宗教”中自然產生的，是從那種把宇宙看作是一個統一體、甚至是一個“倫理上的統一體”的觀點產生的……在這個農業國家裏，曆法是由皇帝頒布的，並由效忠於他的臣民加以奉行，這是從最早的時期開始就已貫穿在中國曆史中的一條連續的線索。與此相應，天文和曆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它們和煉丹術這類東西不同，後者被看作是典型的道家“邪說”。人們說得好，‘希臘的天文學家是隱士、哲人和熱愛真理的人’，他們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沒有固定的關係，中國的天文學家則不然，他們和至尊的天子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是政府官員之一，是依照禮儀供養在宮廷之內的。
這並不是說，中國古代和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不是熱愛真理的人；隻不過在他們看來，用高度理論形式和幾何形式來表達天文現象（這是希臘人的特色）是不必要的。除巴比倫的天象記事（其中大部分都已散佚）以外，從中國的天象記事可以看出，中國人在阿拉伯人之前，是全世界最堅毅、最精確的天文觀測者。後麵我們將談到，有很長一段時間（約自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10世紀），幾乎隻有中國的記事可供利用，現代天文學家在許多場合（例如對慧星，特別是哈雷慧星重複出現的記載），卻曾求助於中國的天象記事，並得到良好的結果。一個顯著的例子是關於新星和超新星的出現，這對於現代宇宙論是很重要的，而中國關於這些星的記事包括從伊包穀到第穀的整個期間，在這期間內，世界其他地區對於天上有時會出現“新星”這一事實，還是一無所知的。在其他方麵，例如對於太陽黑子（日斑），中國人早已非常正規地觀測了許多世紀，歐洲人則不僅不知道，而且由於他們在宇宙論上的成見，也不能承認有這種現象存在。這一切在人類認識天象的曆史上都是不小的貢獻，而且這一貢獻也並不因為早期的觀測常起因於相信天象與國家大事有關這一事實而失去其價值。占星術在歐洲畢竟也一直延續到開普勒的時代（雖然是以較少的個人形式存在），甚至到18世紀還沒有完全被拋棄。此外，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樣一個總的論斷，即中國天文學同中國所有其他科學一樣，具有經驗主義的根本特點，那末，對於天體力學等學科，至少就可以不必苛求了。不僅如此，當16世紀末到利瑪竇到中國同中國學者討論天文學時，中國天文學家的思想（這保存在他的談話紀錄中），今天從各方麵看來，卻比利瑪竇自己的托勒密——亞裏士多德式的世界觀更為現代化一些。
在引言中，李約瑟進一步引用了馬伯樂（Maspero）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天文學出現得很晚，是我們能考察其整個發展過程的唯一的古代天文學。按照巴比倫的碑銘，巴比倫的天文學在公元前20世紀末期已經達到了比較發達的階段，而中國天文學則直到公元前6世紀或5世紀還沒有產生（李約瑟在第二十章中，援引董作賓的考古發現，推翻了馬伯樂的結論）其形式很原始，沒有計算、測量和正規的觀測。據此，馬伯樂推出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完全沒有受到巴比倫的影響。隨後，李約瑟讚同馬伯樂中國天文學特別依賴於天文儀器的進步的說法。但李約瑟認為他們所以會如此，是由於數學長期落後所致這一觀點發揮得過了頭。李約瑟認為，中國天文學是吃了數學的非幾何性質特點的虧，這種說法比較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