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荀子·解蔽篇》）“虛”，然後“一”，然後“靜”，然後而知“道”。本叢書名《靜一述林》，取其深意也。
王國維曾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學與思皆應從“身之所容、目之所矚、意之所遊”三個角度出發，追求“境真”、“境實”、“境深”三種“境界”。但“境界”是一種深度創構，是“本”，“天懷意境之合，筆墨氣韻之微”，“放之可彌六合”，而後可以求“道”知“道”，故應將其作為理想的學術追求，“持之以恒古今之作者”。本叢書體現了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全體同仁如是學術旨趣——靜慮澄心，“虛懷若穀，靜一至道。於學科建設而言，此為根本，當有深意焉。
“大學，乃大師之謂也”。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全體同人恪盡職守，教書育人，同時“皓首窮經”，不斷提升理論素養，拓展學術境界，提高專業能力。我們高懸起“學術境界”這把標尺作為理想的目標去衡量、讀解與闡釋外語教學生動的現實實踐，試圖以求“道”之旨“月印萬川”，鑒照理論與教學實際，使其呈現“有我之境”。叢書的核心理論追求就是“求道”，並將其懸為映照萬川之“月”，作為價值尺度，以求“學理”。有鑒於此，叢書各位作者在豐厚的實踐層麵中梳理甄別，洞幽察微，同時以各種理論資源作為鑒照，拈出其中之要旨並移入當下之研究，遂在傳統研究模式之中注入深切之內涵，“所見者真，所知者深”，所論“豁人耳目”，可見出筆墨“境界”，“理趣漸成”。
但是，“所知”因有“所見”，而“所見”當取定“立場”，首先解決“身之所容”，於是方有“目之所矚”，從某一特定視角入手暢神而遊，雖然“境界因地成形，移步換影，千奇萬狀”，“但遊目騁懷，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遊”指“目力雖窮而意脈不斷處是也”，這樣“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但是，在“境真”、“境實”、“境深”三種內涵之中，前兩者隻是前提，“境深”才是關鍵，因為它強調境界的深層創構，認為學術境界並不是學術與教學實踐單向度的經驗再現。可以說，“境真”、“境實”、“境深”三種內涵以及“身之所容、目之所矚、意之所遊”三個層麵不啻是“學術境界”的生成機製，也是外語學科對其教學實踐活動進行創造性重組的邏輯出發點。
知識與實踐單元的重組為知識纖維（命題、規律、原理）的抽取提供了條件，也是理論係統化的必然。外語學科建設的生命力就在於能鑿壁借光，以新的視野對各種理論與實踐命題進行學術肌理上的知識注入，而後實施理論反思與創造性升華。升華後的知識與實踐單元理論清晰度大大提高，也為外語學科理論的推演提供了學理基礎。由於這些理論命題是在提取了相關的知識與實踐單元以後所升華而成的，反映了其間的內在聯係，所以應將其懸為外語學科建設一種普遍的學術追求。如王國維所說：“言氣質，言格律，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格律、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隨之矣。”
故此，本叢書據於“境真、境實”，追求“境深”和“境界”，此為“學理”，亦是學術“理據”，我們正在“路上”，自當深長思之。升華學術與教學實踐，“入門要正，立意要高”，當“通大義，識大體，立根本”。外語學者或教師應學貫中西，“靈根自殖”，因為“文人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需如清戴震所言，追求“精審，識斷，明辨，淹博”。“真力不至則精識不生”，然“學充則文至”，“學充”要求中外學養統攝，本土域外新知融合，要呈“自足圓融”之象，博洽周流，左右逢源，“更行更遠更生”。學術“非真積力久，親證而後得”，據此而與同人共勉。是為序。
傅勇林
傅勇林，文學博士，教授，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現任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
前言
郭沫若的翻譯活動與他的文學創作幾乎同時起步。自1915年9月翻譯海涅的《〈歸鄉集〉第十六首》開始，至1969年3月至5月翻譯《英詩譯稿》，郭沫若從事翻譯的時間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
郭沫若一生之中傾注大量心血譯介了眾多國外詩歌、小說、戲劇、理論著作以及科學著作。據我們考證，郭沫若正式發表的譯作達289種之多，其中詩歌238首、小說27部（篇）、戲劇11部、理論著作12部、科學著作1部，涉及9個國家，98位作者的作品。其譯介範圍之廣，時間持續之長，所涉及流派之多，在中國現代翻譯史上少見。
作為中國翻譯史上重要的翻譯家之一，郭沫若不但在翻譯實踐方麵碩果累累，在翻譯思想方麵也有獨到的見解，在中國翻譯史，尤其是中國翻譯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對翻譯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如翻譯的標準、譯者的修養、翻譯的原則和方法、翻譯與創作、翻譯批評等，均有深湛的見解和重要的論點。
在翻譯標準方麵，郭沫若提出了“譯文應同樣是一件藝術品”的觀點，並對嚴複的“信達雅”說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在翻譯方法方麵，郭沫若創造性地提出“風韻譯”，強調“以詩譯詩”，提出翻譯的過程也就是進行思想與意識再創造的過程，是譯者與原作及作者之間的共鳴；在翻譯與創作的關係方麵，他的“媒婆”論，曾招致譯界無數的爭議與批評，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提出“好的翻譯等於創作”；對於譯者，除了強調其中外文功底和責任感之外，更強調譯者的生活體驗；在翻譯批評方麵，郭沫若提出翻譯“要大膽虛心佛情鐵麵，要堂堂正正地作個投炸彈的健兒”；對於重譯，郭沫若也有自己的見解，他提出“凡是一種良書是不妨多得幾種譯本的”。這些翻譯思想，至今仍對翻譯理論和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