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在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唯物論”時，突出地從認識論意義上來理解實踐概念，來理解唯物辯證法，而其落腳點就在於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考察中國問題、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這是李達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性格的一種基本理解。在1929年出版的《社會之基礎知識》一書中，李達就明確地提出“考察目前中國的出路”問題。而在1939年所作《社會學大綱·第四版序》中，李達用一段富有激情的文字寫道：“中國社會已經踏進了偉大的飛躍的時代，我無數同胞都正在壯烈的犧牲著，英勇的鬥爭著，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動著這個大飛躍的實現，創造著這個大時代的曆史。這真是有史以來空前的大奇跡！可是，戰士們為要有效的進行鬥爭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就必須用科學的宇宙觀和曆史觀，把精神武裝起來，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新生的社會現象，去解決實踐中所遭遇的新問題，借以指導我們的實踐。這一部《社會學大綱》是確能幫助我們建立科學的宇宙觀和曆史觀，並鍛煉知識的和行動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這書推薦於戰士們之前。”在他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決不能離開認識中國與改造中國，離開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來談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與傳播，也就是為了幫助先進的中國人掌握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的有效方法。
在李達看來，這種對中國的認識與改造，決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來規範中國的實際情況和革命運動，而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和革命運動相結合。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李達很早就注意到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關係問題。早在1923年，李達就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中指出，馬克思學說在中國，已是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但“中國無產階級對於目前的政治運動，究應怎樣決定，這一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並未為中國共產黨籌畫”；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若按照目前中國國情，參照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蘭、瑞士、德國共產黨設下的計畫，也可以定出一個政策來。”這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有一個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問題，不能離開中國國情來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本本。由此來看當時正在進行中的國共兩黨的合作，他指出“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推倒軍閥政治的主張，在馬克思學說上也是有基礎的”；但是有兩點需要注意：“一、中國國民黨似乎是一個社會民主的黨派，有資本家、知識分子及勞動者的三種黨員，共產黨至好是影響他們向左傾。將來民主革命成熟時，共產黨至好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去。不然，共產黨應該單獨的嚴整無產階級的陣。二、共產黨應注重‘組織無產者成為一階級’的工作，時時要保持獨立的存在，免受他黨所影響。”在這裏，李達還思考了一個頗有遠見的問題：“假使中國無產階級能夠掌握政權，該采用什麼政策？”他的回答是：“我覺得一個國家的政策，總要根據當時產業的狀況和文化的程度來決定，有產階級的國家是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也是這樣。”如對於《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的十項措施，李達就認為，根據馬克思所說，這些措施隻有在最進步的各國才能采用，而且隻有最進步的各國無產階級執政時才能采用；而在落後的中國，情況就不相同，“假使中國無產階級能夠掌握政權，當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權力把私的資本主義促進到國家資本主義去。那麼，將來采用的政策當然可以根據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決定了”。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由高潮而進入低潮。當時擺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麵前的緊迫而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中國社會性質，並由此出發探尋中國革命的道路。李達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以極大的精力對這一重大問題進行了探討，作出了自己的思考與回答。他於1929年出版的《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一書，就是這一探討的結果。在這部書中，李達認為，要對中國社會作出正確的了解，從而對中國革命的道路作出正確的選擇，必須要對中國近代的經濟變動、特別對中國近代的產業革命作深入的了解。他指出：“要曉得現代的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隻有從經濟裏去探求。現代中國的社會，已經踏入了產業革命的過程，漸漸脫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會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會的變動，都是隨著產業革命進行的。……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的過程和產業革命的過程，確有因果的關聯，我們要獲得中國社會改造的理論，惟有在中國產業革命的過程中去探求，這是我所以要編這個《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的小冊子的動機。”李達通過對大量統計資料的分析指出，中國自近代以來雖已開始產業革命，但中國的產業革命與歐洲的產業革命就其原因與內容來說頗不相同。大體上說，歐洲的產業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實由國內而逐漸展開以及於世界；中國的產業革命則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壓迫由世界而滲入國內。這就使得中國的產業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社會的新生產力，不僅受到封建勢力和封建製度的阻礙，而且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限製而絕少發展的餘地，從而使得中國產業革命和經濟發展步履維艱。中國革命，即是要打破這種經濟的混亂和政治的混亂，求得中國產業革命和經濟發展的新的出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中國產業發展的兩大障礙，也是中國革命的兩大對象。這也就是說，中國革命的發生，從經濟根源上看，實際上是中國產業革命的結果，是在中國發展新的生產力的需要。在這裏，李達一方麵從全球性現代化運動的視域來看待中國產業革命，另一方麵又強調要“考慮中國社會問題的特殊性”，這部書的最後一節即以此為標題。他說：“我們要注意的，中國社會是個半殖民地的社會，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先進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樣，半殖民地的社會問題的內容，和先進國的社會問題，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據此，他反對把中國現代社會問題簡單化，隻歸結為產業勞動者問題和農民問題，而認為中國現代社會問題涉及到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生存，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不僅有產業勞動者問題、農民問題，而且還包括手工工人問題、商業店夥問題和失業者問題。後麵的三項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本不是大的社會問題，但由於產業革命的發生所造成的農業的崩壞、手工業的沒落、商業資本的發展、工業資本的形成，使得這些問題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就使得這些社會力量也有參加中國革命的要求，中國革命實是有廣大民眾參加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人民大革命。李達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在於解決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而解決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的方法，就在於發展產業”。“要發展中國產業，必須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廓清封建勢力和封建製度，樹立民眾的政權，發展國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