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試著將談話轉向我們的往事之時，他立馬接住我的話茬繼續講道：“兩個窮學生，這就是我們過去的身份。沒人知道我們還挨過餓。爬山時兜裏就揣一塊麵包。而如今世道不同了。去年，一群青年坐著我們的船抵達了馬德拉島。瞧，那邊就是雷博士，還有他年輕的妻子。他就是這個組織的建立者。”接著他又開始談起了國家的文化建設項目。節日劇院門口聚集的民眾正在熱切地期盼著元首的出現，但此時的他，話匣子已打開，想收也收不住了。就像過去他在查克雷斯夫人的房子裏發表長篇大論時的狀態，而且他也知道，隻要他談及的問題與藝術有關，我就會特別感興趣。
“這場戰爭已經把我拉下了水。但我希望這種局麵不會持續太久，等仗一打完，我就能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國內建設上來，然後開始實施我餘下的所有計劃。庫比席克，到那時我會派人來請你，我要讓你永遠留在我的身邊。”
劇場內的國防軍樂隊奏響小號，表示演出繼續進行。我感謝元首對我以誠相待，並祝願他諸事順利，馬到成功。他陪我走到門口，然後駐足目送我離開。
《諸神的黃昏》落下帷幕，這的確是一場感人肺腑的表演。我緩緩地走出劇院，發現阿道夫·希特勒大街已被隔離管製。於是我站在元首將要路過的地方，希望能再看他一眼。幾分鍾後，元首的車隊抵達劇院門前。希特勒站在他的座駕上接受民眾的夾道歡迎。他的護衛隊貼靠著警戒線，分駛於街道兩側。接下來發生的一係列事情讓我永生難忘。音樂總指揮埃爾門多夫、蘭格女士、蘇希妹妹還有一位老夫人——她的名字我已經忘了，隻記得她住在萬弗雷德莊園——他們走過來向我表示祝賀。我一直沒搞懂是什麼原因。但現在，車隊朝著我們的方向緩緩駛來，我站在繩子拉成的警戒線旁抬臂行禮。就在那時，元首認出了我，他示意司機讓整個車隊停止前行，而他的座駕卻向我這邊靠了過來。他探出身子拉住我的手，衝我微笑著說道：“再見。”
元首的座駕又回到了護衛隊中間，他調正身姿，與眾人揮手作別。然後車隊便徑直向機場駛去。
突然之間，我成了在場輿論的焦點。所有的旁觀者都想知道，我這個奇怪的老百姓憑什麼能在大庭廣眾之下獲得元首的青睞。我自己有口難言。叫喊聲與人群的擁擠已變得越來越可怕。在此之前，元首同我的會麵一直都是私下進行，最多也就當著一小群人的麵，因此我們之間的友誼始終保持著一種私密性。但如今，隨著我們的關係被公諸於眾，我才真正地體會到了這段青年友誼的重要性。所有人都爭著跟我握手。我那幾個朋友還想幫我解釋幾句——可完全是徒勞！激動的民眾根本聽不進去。我被人群推來撞去，每個人都想看我到底長什麼樣。鬼才知道他們究竟把我想成了什麼人。也許以為我是一個別國派來講和的外交官——若是如此，被推兩下也算值了。最後，我好不容易才鑽到了一個可以順暢呼吸的地方。“女士們先生們，”我喊道，“讓我走——我隻是他的一個少時朋友。”
1940年7月23號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日子。戰爭局勢正在劇烈擴大，根本說不清到何時才能到頭。
我廢寢忘食地投入到了地方機關的工作中。戰爭導致人口銳減，因而我的任務變得更加繁重，幾乎都快壓得我喘不過氣了。除此之外我的生活裏還增添了另一份擔憂：我的幾個兒子全都應征到了軍隊。
1942年我加入了納粹黨。並不是因為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產生了改變，而是因為我向我的上司們做出了妥協，他們認為這場艱苦的鬥爭關係著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每個人都必須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當然，我的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名追隨者，但並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擁護者，我還有一個更深更廣的名義——少時夥伴。我本可以很輕易地拒絕入黨，隻要我用平時那套話來搪塞他們：“這件事情我想先跟希特勒私下談談。”可是國家正在打仗，我不想搞特殊化。
我們鎮長曾經問我：“元首從沒要求過你入黨嗎？”當然沒有——我是他的朋友，僅此而已。希特勒不是也清楚地表明過我是他朋友嗎，他不是還覺得我在政治上是個“小孩兒”嗎？所以我告訴鎮長說，希特勒從沒問過我為何不入黨的事。
但我記得有一回，好像希特勒就此事給我做了一點暗示。1939年我去拜會他的時候，他把我介紹給了溫妮弗雷德·瓦格納夫人，他還笑著指出我身上沒有佩戴任何黨徽或勳章，當得知我此行的身份是“理查德·瓦格納”德國婦女聯合會，林茨分會的代表時，他對瓦格納夫人說道：“這就是庫比席克先生。他是你那個德國婦女聯合會的一名成員，簡直是太好了！”他言下之意是：我朋友加入的唯一組織竟然是一個婦女組織，這下你知道他是哪類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