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夷夏東西對峙的時代，夷夏之間曾有矛盾和鬥爭。傳說中反映夷夏間大的鬥爭有三次。一是啟與伯益爭統。關於這件事，戰國的傳說有兩種，一謂啟、益相讓，二謂啟、益相爭。《孟子》說相讓，古本《竹書》說相爭，“益幹啟位，殺之”。傅斯年說伯翳（傅斯年考證伯翳和伯益是一人）是秦、趙公認之祖，即是贏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然則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東夷之祖，更無疑義。”益、啟之爭，即是夷夏之爭。二是後羿與夏爭國。後羿逐太康而代夏政。傳說中後羿亦稱帝羿或羿帝，又說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窮西征”，“夷羿作弓”等。傅斯年認為，後羿、帝羿、夷羿，是東方夷人之主，是“奉天帝之命降於下土者，為夷之君”。三是夏商之爭。湯放桀，等於夷滅夏。“商人雖非夷，然曾撫東方之人，並用其文化，憑此人民以伐夏而滅之，實際上亦可說夷人勝夏。商人被周人呼為夷，有經典可證。”
夷族的文化，在遠古時代是很高的。“如太皞，則有製八卦之傳說，有製嫁用火食之傳說。如少皞，則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製刑著名，而一切所謂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見夷之貢獻於文化者不少。”
傅斯年說：中國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統史觀，不免偏重西方，忽略東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謂‘裔（疑即“殷”字）不謀夏，夷不亂華’者，當是西方人的話。夏朝在文化上的貢獻若何，今尚未有蹤跡可尋，然諸夷姓之貢獻都實在不少。春秋戰國的思想家，在組織一種大一統觀念時，雖不把東夷放在三代之係統內，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賡歌揖讓，明其有分庭抗禮的資格。《左傳》中所謂才子、不才子，與《書》、《堯典》、《皋陶謨》所舉之君臣，本來是些互相鬥爭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長或宗神，而哲學家造一個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個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於千裏之內，千年之間。這真像希臘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臘人之綜合的信仰，把他們硬成一個大係。”傅斯年這段話非常精辟。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傳說中的祖先，卻被編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關係。
商和夏、周，仍是東西對峙。傅斯年從神話傳說，地望所在及其遷移活動諸多方麵，分析考證商是興起於東方的一族。商和東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話傳說。他引證了古籍中有關東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來源於卵生神話傳說的記載。他說：“持此以證商代來自東北，固為不足，持此以證商代之來源與東北有密切關係，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觸與混合，乃是頗充足，很顯然的。”
商建立基業之地早期是在河濟之間的古兗州地。傅斯年說：殷之地望，在河濟之間古兗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陽、大名、汲縣、滑縣一帶。上古時期，活動在這一帶的有殷、衣、韋、郼、衛、沇、兗。據他考證，這“殷、衣、韋、郼、衛、沇、兗，盡由一原，隻緣古今異時，成為殊名”。郼，讀如衣，漢代兗州人謂殷氏為衣。郼，殷，都讀作衣。韋、郼、衛三字，當是一字之異體。《左傳》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說：“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域。”晉朝白馬縣當今滑縣東境一帶。《呂氏春秋·有始覽》說：“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韋、衛之地望如此，殷之原來所在，由此可知。
《詩·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載。”相土，為商代甚早之先王；海，最近之海為渤海。相土能戡定海外，則其根據地必去渤海不遠。而所謂海外，最有可能的是遼東半島或朝鮮之西北境。紂歿後，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國之餘退保朝鮮，則殷與朝鮮之關係必甚密切。傅斯年說，箕子之東，蓋“從先王居而已。猶之金亡後猶在混同江邊保其女真族，元亡後猶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後，殷之世係中有王亥、王恒、上甲微，皆與有易氏有鬥爭；王亥且為有易擄去作奴隸，“牧夫牛羊”。有易之活動地區，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傅斯年說：“則此時殷先公之國境，必與有易毗連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本文另一地方又說中部、南部）。”
總結以上的考證和論證，傅斯年說：“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相互參考，均指示我們商起於東北，此一說謂之為已經證成可也。”
曆史傳說，湯興起於亳，亳有多處。“濟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數處，其來源雖有不可知者，然以聲類考之，皆可為亳之音轉。”《左傳》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東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傅斯年認為：薄姑、博、薄、亳等地，“實沿濟水兩岸而逆流上行。”“大凡一切荒古時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給，二因交通的便利。濟水必是商代一個最重要的交通河流。”“商之先世或者競逆濟水而向上拓地。”薄姑舊址去海濱必不遠。“然則薄姑地望正合於當年濟水之入海口，是當時之河海大港無疑。”“至於‘肅慎燕亳’之亳，既與肅慎燕並舉，或即為其比鄰。若然，則此之一亳正當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數百裏以至千裏之內。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於此之一亳，然後入濟水流域，逆濟水而西止，沿途所遷，凡建社之處皆以舊名名之，於是有如許多之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