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的福音
I。財富的管理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合理地管理財富，以維係窮人和富人間的兄弟情誼，創造和諧的貧富關係。在過去的幾百年中，人類的生活條件不僅僅是發生了變化，且這種變化是革命性的。從前，主人和仆從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環境方麵並沒有很大差別。我拜訪印第安蘇族部落時曾參觀過酋長的棚屋，從外觀來看，它和其他棚屋並無二致，即使在內飾方麵，與最貧苦的族人相比，其差別也是非常細微的。而今天，百萬富翁的宮殿和貧苦勞工的屋舍之間卻存在著天壤之別，這正體現了文明發展所帶來的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不僅不應受到譴責，反而應是我們所樂於見到的，因它對人類裨益無窮。對於人類的進步而言，應當必須有一些居所用來收藏那些最高雅精美的文學和藝術作品，成為人類文明的寶庫，而不是讓每個人都居於陋室。這樣的貧富不均要大大優於普遍貧窮，是財富造就了梅西西納斯這樣的人。所謂的“美麗舊時光”其實並不美麗，無論是主人還是仆從，當時的境遇都遠不如現在。倒退回過去不僅對仆人不利，且對雙方而言都是災難，文明也會隨之消亡殆盡。無論這樣的變化是好是壞，我們都無力改變，因而隻能坦然接受，並使其發揮最好的效用。對無法避免的事情批評指責，從來都是徒勞無功的。
變化的過程是顯而易見的。有一種解釋也許最為全麵。製造業的發展就是整個文明進程的一個縮影，它與人類所有的產業類型一樣，都受到科技時代新發明的刺激而不斷擴張。從前，商品都是在家庭內部由個人或小作坊製作完成的。雇主和學徒工作、吃住都在一起，因此生活條件也是一樣的。這些學徒成長為雇主以後，仍舊會沿用先前的生活模式，循舊例培養後輩的學徒。在當時，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地位乃至政治地位實質上都是平等的，因為當時的產業商人在國家事務上幾乎還沒有話語權。
這樣的生產模式無可避免地會導致物糙價高的結果。而今天，商品之物美價廉的程度即便是上一輩人都無法想象的。商業世界與之同理，人類因此從中受益。今天的窮人能夠享受過去的富人所無法負擔的物質條件。從前的奢侈品如今已成為生活的必需。工人的生活條件要比幾個世代前的農民更為舒適。而今天的農民相比過去的地主，能夠享受更華美的衣服，更優質的住所，並且擁有更多的奢侈品。今天的地主所擁有的書籍、畫作和藝術品要比過去國王所擁有的更多、更稀有。
但是，我們為這些進步所付出的代價無疑也是巨大的。成千上萬的工人被聚集在工廠和礦井裏，雇主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而對於他們來說，雇主更是神秘得遙不可及。二者之間沒有任何交流。社會分成了嚴格的等級，各等級間的隔閡繼而導致了相互之間的猜疑和不信任。他們互相缺乏同情，對任何毀謗都深信不疑。在競爭的壓力下，雇主為節省開支，被迫嚴格控製對數千雇員的工資支出。在雇主和雇員之間，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以及富人和窮人之間存在著普遍的矛盾。人類社會開始出現差距。
社會為競爭法則付出的代價，與其為廉價的舒適生活和奢侈品所付出的代價一樣，都是高昂的。但隨之而來的益處同樣物超所值，正是競爭為我們帶來了物質上的蓬勃發展，改善了我們的生存條件。無論競爭是優是劣，我們還是得依照上文評價的物質條件發展的標準來看待它：它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無從逃避；人類尚未發現競爭法則的替代品。雖然對於個體而言，競爭有時會很殘酷，但是對於人類整體而言，競爭是最好的方式，因為它優勝劣汰，確保適者生存。因此，我們接受並歡迎競爭法則，並適應由此帶來的巨大不平等——商業和工業集中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我們還需承認，競爭不僅是有益的，並且對於人類進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此基礎上，我們應當進一步認識到，現代商業和製造業需要管理大規模事務的特殊才能，它們為這樣的人才提供了廣闊的施展空間。這種組織和管理的才能對人類而言是一種稀缺的天賦，事實證明，無論在何種條件和法則下，擁有這種天賦的人總能因此而獲得巨額的回報。經驗豐富的商人總是會毫不猶豫地采用這樣的人才作為自己的合夥人。與人才相比，資本顯得微不足道，因為有才幹的人可以迅速創造資本，而資本在庸人手中則會迅速流失。這樣的人樂於運作百萬資產的企業，他們一心考慮投資利潤，力求使收益大於成本，因此自然能累積大量財富。對於他們而言，沒有中間地帶，因為大型製造業或商業如果不在資本的基礎上創造收益，則必然麵臨破產。企業不進則退，不可能原地踏步。這是資本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即資本必須有利可圖，不僅要賺回利息，並且要創造利潤。這是一條毋庸置疑的法則：在經濟力量的自由支配下，擁有非凡管理才能的人，必會在短時間內創造出超越其所費成本的收益。這條法則如同其他法則一樣，能使人類從中獲益。
這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根基，我們不應予以反對，因為它比人類在曆史上所嚐試過的任何方式都更能改善人類的境況。相較於新近提出的替代方法，孰優孰劣尚未可知。任何社會學家或無政府主義者想要顛覆目前狀況的企圖，都會被認為是對文明基石的衝擊。因為文明起源於人類中勤勞能幹的那些人對其懶惰無能的同伴說：“沒有播種，就沒有收獲。”對此稍作研究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文明的基石在於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工人對其數百存款的所有權和富人對其百萬家產的所有權都同樣不可侵犯。人類社會要取得發展，或僅僅保持現狀，就必須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夠“坐於自家的葡萄架和果樹下，無須懼怕任何人”。對於那些企圖以集體主義替代個人主義的人，回答隻有一個：這已是人類過去的曆史了。從蠻荒時代到現代社會，人類所取得的一切進步都得益於由集體主義向個人主義的轉變。傑出的人憑借自己的才幹和精力積累財富，人類亦從中獲益，而不是受損。即便我們權且承認人類社會應當丟棄個人主義這塊基石——認為出於高尚的理想，人類的勞動不應僅僅出於自利，亦應為同胞謀福，與他們平等分享勞動成果；認為應實現韋登伯格所說的天堂理想，在那裏，天使的快樂不是來自於為自己勞作，而是為他人謀福——即便承認這一切，我們的回答仍是：這不是演進，而是變革。它迫使人類徹底改變本性——即便這種改變是好的，也需耗費萬世之功，更何況沒人知道結果會怎樣。
這在當今時代是不切實際的。即使在理論上有可行性，那也要等到幾代人之後了。而我們的責任是著眼於當下，著眼於我們這一代可見的將來。如果在現有的條件下，我們力所能及的隻是將普世的人性之樹向其能結出善果的方向稍作彎曲，那麼妄圖將樹連根拔除便是對有限精力的一種罪惡的浪費。也許有人反對當前這種人類社會的最高形式，因其未能廢除個人主義、私有財產、財富積累和競爭法則，實現人類的理想，然而恰恰是這些法則，卻是人類經驗的最高成就，是人類社會迄今所收獲的最佳果實。也許這些法則時而平等，時而有失公允，在理想主義者看來並不完善，但不管怎樣，它們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最好、最有價值的成就。
我們的出發點是使人類的整體利益得到最佳提升，卻又不可避免地使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從現有狀況來看，總體形勢是好的。但是，質疑聲也隨之響起——如果先前的結論正確無誤，那麼我們所需應對的唯一問題就是——既然現代文明將財富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麼又該如何合理管理這些財富呢？對於這個重大問題，我自信能給出正確的回答。應當指出的是，我們所說的財富指的是巨額財產，而不是多年努力所積累下的適量積蓄。這樣的積蓄應當用來為家庭創造更為優越的生活和教育條件。積蓄不是財富，而隻是維持生活的一種財力。每個人都應努力獲取這種財力，這也符合社會的最佳利益。
處置富餘財富的方式隻有三種：一是留給後世子孫；二是捐贈於公共事業；三是由財產所有人在有生之年親自管理。目前這種聚集於少數人手中的財富，絕大多數是經由前兩種方式進行支配的。我們來對這三種方式分別加以討論。第一種方式是最不明智的。在君主製國家，由長子繼承絕大部分財富和不動產，父母認為隻有將自己的姓氏和頭銜完整地傳承給後代，他們的虛榮心才能得到滿足。歐洲的現狀告訴我們，這樣的希望和預期是已經全部落空了。他們的繼承人因懶惰和土地的貶值而沒落貧窮。即便是法律嚴格保護繼承權的英國，這樣的世襲階層也已經難以維係。土地迅速流失到外來人手中。在共和體製下，財產在子女間的分配要公平得多。但是，無論哪個體製下的人都應當捫心自問：人們為何一定要將巨額的財產留給自己的子女呢？如果是出於親情，那麼這樣的親情是否會形成誤導？事實證明，繼承數額龐大的財產，對子女而言並非好事，對國家而言也是如此。除了留給妻女合理的收入來源及少量生活補貼外，留給兒子們的遺產，應當經過深思熟慮。人們已日漸認識到，巨額遺贈對於繼承人而言往往鮮有善果。明智的人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對家人還是國家而言，這樣的遺贈都是不恰當的做法。
這並不是說，如果一個人未能教會其他的子女以謀生的技能，就一定要將他們棄置於貧窮之中。如果父母能教養自己的子女遠離遊手好閑的生活，或者更值得稱道的是，能夠使子女明白自己有義務服務於公眾，而無須考慮金錢，那麼他們也應當為子女留下適量的財產。的確有一些在百萬家產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並沒有因財富而腐化，他們雖然富有，卻仍舊為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人是真正可貴的精英，遺憾的是，這樣的人為數不多。真正應當引起人們重視的，不是這些例外，而是上述法則。鑒於巨額遺產通常所導致的後果，審慎的人應當毫不猶豫地說：“給兒子留下萬能的金錢，無疑給他留下一條禍根。”他們應當明白，真正光耀後世的，並不是留給子女的遺產，而是家族的榮耀。
第二種方式，在過世之後將財富捐贈於公益事業。如果一個人一定要等到死後才為社會做貢獻的話，也隻有通過這種方式處置自己的財產了。捐贈人並不關心遺產在後世用作何種用途，能創造何種效用。很多時候，遺產的使用並沒有體現捐贈人的意圖，甚至有時會違悖他們的初衷。很多情況下，對遺贈的使用僅僅成為對捐贈人的一種紀念。我們應當記住，要使財富真正造福於社會，所需的才幹與積累財富時相比，一點也不會少。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很公允地說，沒有人應當為其未曾參與的善事而受到讚揚，社會也不應感謝那些等到死後才獻出財產的人。如果人死後能把財產帶走的話，這種人一定不會願意把財產留給後人。這樣的人不值得後世感激和紀念，因為他們的捐贈中一點恩慈之心都沒有。這樣的捐贈當然也沒有什麼福音可言了。
遺產稅的征收額度越來越高，這顯示出公眾的觀念正在朝更加明智的方向發展。賓夕法尼亞州對遺產征收十分之一的稅。前不久英國議會提出的預算案也主張提高遺產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新稅目實行累進稅製。在所有的稅收當中，這一項看來是最明智的。要讓那些終其一生不斷斂財的人知道，國家和社會有權從其財產中獲得應有的一份，因為這些財富來自於社會，因此也理應用來服務於社會。國家通過征收高額遺產稅來譴責那些自私自利的百萬富翁毫無價值的一生。
我們的國家應該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前進。的確，如果由國家來規定一個人死後遺產充公的份額，這操作起來十分困難。但無論如何，遺產稅必須要實行累進稅製。中等財產無需課稅，在此基礎上，財產數額越大，征稅額度也越高，直至百萬富翁的財產像夏洛克那樣，至少：“其餘半數沒入公庫！”
這項政策能夠極大地鼓勵富人在有生之年關注個人財產的管理，社會應當始終給予關注，因為這是迄今為止造福於民的最佳方法。我們無需擔心這樣會動搖企業的根基，打擊人們致富的積極性，因為對於那些立誌留下大筆財富以期後世留名的人，將巨額財富轉贈給國家的做法將使其更受矚目，這也是更為高尚的一種抱負。
管理財富的最後一種方式，能為我們提供緩和貧富不均、調解貧富矛盾的良方。這種和諧的理想狀態與集體主義不同，它隻追求對現狀的改善，而不顛覆已有的文明。這種方式建立在當前盛行的個人主義基礎之上，隻要合宜，它會漸漸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在它的影響下，我們的國家將漸趨理想，少數人手中富餘的財富將被用於公共福利，造福大多數人。大宗財富如果平均分配到個人，每個人隻能得到微薄的一點，而如果像這樣運籌於少數人手中，則可以為人類的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即便是最貧窮的人也會理解並認同這樣一個道理：聚集到少數同胞公民手中的財富，如果用於公共目的，公眾將因此獲得重大福利，這比從巨額財富中平均分得微不足道的小錢要更有價值。
我們可以試想庫伯學會對紐約人民所帶來的影響。如果庫伯先生將這些財產以工資的形式，作為勞動報酬而非慈善捐贈，公平分發到每一個人手中，其所產生的效用孰優孰劣呢？我們或許能夠從中窺見財產積累對人類進步所具有的潛在優越性。如果將這些財富平均分配，每個人隻能得到微薄的一點。人們很可能隻是將其用來吃喝，甚至無謂揮霍，有多少能得到合理支配，用來改善家庭條件呢？即便使用得當，它們對整個人類所產生的作用，也萬不能與庫伯學會相提並論，後者將為我們的後代帶來永續的影響。請那些鼓吹暴力的激進分子認真思考這一問題。
我們還可以舉出另外一個例子——蒂爾登先生的500萬遺產為紐約建造了一座免費圖書館；然而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蒂爾登先生晚年能抽出一點時間親自打理這筆巨額財富，那該有多好，這樣他的初衷就不會受到法律糾紛或其他任何原因的阻撓。試想蒂爾登先生的財富最終為這座城市增添了一座公共圖書館，書中所蘊藏的寶藏永遠向所有人敞開，不索取任何費用和代價。這對於曼哈頓島及其周邊的居民而言是多大的善舉，假若這幾百萬財富被平均分配到每個居民手中周轉流通，他們還會享受到這樣永久的福利嗎？即便是最狂熱的人也會對此抱有質疑，而絕大多數人對此應當是堅信不疑的。
人生苦短，機會總是有限，視野總不夠開闊，即便最傑出的成就也難免存在諸多欠缺。但是富人應當對自己的優越地位心存感激。他們有能力在有生之年投身公益事業，為自己的同胞謀求長久的福祉，讓自己過一種高尚的生活。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像托爾斯泰那樣效法基督的一生，而是在基督精神的引領之下，承認時代的變化，並以合宜的方式來發揚這種精神。這樣，我們就以另一種方式體現了基督人生和教誨的要義。
富人應當奉行這樣的準則：過一種勤儉適度的生活，避免窮奢極欲；留下適量的財產給自己的法定繼承人，除此之外將所有富餘的財產用於公共事業，用管理信托基金的才能和決斷力，來為社會創造出最好的福利。富有的人因此成為苦難同胞的受托人，以他非凡的智慧、經驗和管理才能，為同胞帶來他們自己所無力謀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