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我雖然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但我始終不是紅衛兵，這也是一件奇觀。因為父親受審的影響，哪一派也不批準我參加紅衛兵。自己又不願做司令，拉三、五個被社會拋棄的人，組一個戰鬥隊，做一個袖章戴戴。那時戴上這種袖章是一種政治地位的象征。也羨慕家庭清白的同學。因此，隻能跟在這些組織的外圍，瞎跑跑。
改革開放。
直到76年10月，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使我們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獎勵“暴發戶”。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我也從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習慣了我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是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培養。粉碎“四人幫”以後，生活翻了個兒，因為我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我這人也熱不起來，許多獎品都是別人去代領回來的，我又分給了大家。
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6000人的代表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我33歲。我也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非黨人士。在兵種黨委的直接關懷下，部隊未等我父親平反，就直接去為查清我父親的曆史進行外調，否定了一些不實之詞，並把他們的調查結論，也寄給我父親所在的地方組織。我終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把我與黨中央領導合影的照片，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掛在牆上，全家都引以為自豪。
我父親也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平反。由於那時百廢待興，黨組織需要盡快恢複一些重點中學，提高高考的升學率，讓他去做校長。文革前他是一個專科學校的校長。他不計較升降，不計較得失，隻認為有了一種工作機會，全身心的就投進去了，很快就把教學質量抓起來了，升學率達到了90%多，成為遠近聞名的學校。他直到84年75歲才退休。他說，他總算趕上了一個尾巴，幹了一點事。他希望我們珍惜時光，好好幹。至此，我們就各忙各的，互相關心不了了。我也親曆親見過，四川省委老領導楊超同誌文革中二次複出，他的小孩一直與我們是朋友。文革初期他父親被關進監獄中，當時聽他女兒說過幾天組織要去監獄與他父親談話，讓他重新出來任四川省委書記。他一出來都毫無怨言就投入了工作。我為老一輩的政治品德自豪，他們從牛棚中一放出來，一恢複組織生活，都拚命地工作。他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計榮辱，愛國愛黨，忠於事業的精神值得我們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學習。生活中不可能沒有挫折，但一個人為人民奮鬥的意誌不能動搖。
我有幸在羅瑞卿同誌逝世前三個月，有機會聆聽了他為全國科學大會軍隊代表的講話，說未來十幾年來是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我們要抓緊全力投入經濟建設。我那時年青，缺少政治頭腦，並不明白其含意。過了二、三年大裁軍，我們整個兵種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麼叫預見性的領導。82年，在黨的“十二大”期間，我們基建工程兵小組與鐵道兵小組的中心話題就是裁軍，因為一開完“十二大”，我們就要整建製的離開軍隊，實在是有些戀戀難舍，畢竟我們習慣了十幾、廿年的軍隊生活。當時，父、母也不太理解黨的開放改革，也認為離開軍隊太可惜。
走入地方後，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我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理也栽過跟鬥，被人騙過。後來也是無處可以就業，才被迫創建華為的。華為的前幾年是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起步的。這時父母、侄子與我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的小房裏，在陽台上做飯。他們處處為我擔心，生活也十分節省，攢一些錢說是為了將來救我。（聽妹妹說，母親去世前二月，還與妹妹說，她存有幾萬元，以後留著救哥哥，他總不會永遠都好。母親在被車撞時，她身上隻裝了幾十元錢，又未裝任何證件，是作為無名氏被110搶救的。中午吃飯時，妹妹、妹夫發現她未回來，四處尋找，才知道遇車禍。可憐天下父母心，一個母親的心多純。）當時在廣東賣魚、蝦，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們專門買死魚、死蝦吃，說這比內地還新鮮呢！晚上出去買菜與西瓜，因為賣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無暇顧及他們的生活，以致母親糖尿病嚴重我還不知道，是鄰居告訴我的。華為有了規模發展後，管理轉換的壓力十分巨大，我不僅照顧不了父母，而且連自己也照顧不了，我的身體也是那一段時間累垮的。我父母這時才轉去昆明我妹妹處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華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機會與責任，也消蝕了自己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