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62年，由於大躍進的失誤，也由於三年的自然災害，國家陷入了經濟困難。我正好在那時念高中，當時最大的困難就是饑餓，天天都是饑腸轆轆，無心讀書，我高二還補考了。我在初中時人家把我作為因材施教的典型，而高中卻補考。我青少年時期並無遠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個白麵饅頭。因此，我特別能理解近幾年朝鮮人民的困難，他們還有國際援助，人口又少。中國那時處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與製裁中，人口又多，其困難比今天的朝鮮及非洲還大。
後來餓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一些，上山采一些紅刺果（就是我們綠化用的那種），把厥菜根磨成漿，青杠子磨成粉代食。有時妹妹采幾顆蓖麻子炒一下當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後來又在山上荒地種了一些南瓜，以及發明了將美人蕉（一種花）的根煮熟了吃。剛開始吃美人蕉根時，怕中毒，媽媽隻準每人嚐一點。後來看大家沒有事，膽子就大一些，每天晚上兒女圍著火爐，等著母親煮一大鍋美人蕉的根或南瓜來充饑，家庭和和睦睦。那時，根本沒有專用的廚房，而是臥室床前的地上，挖一個坑，作一個地爐，又做飯，又取暖，大家圍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
父、母的不自私，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鑒。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他們誰也沒有這麼做。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而媽媽那麼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七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麼都幹，消耗這麼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製，控製所有人的欲望的配給製，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二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們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罐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二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看到的，華為今天這麼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後三個月，媽媽經常早上悄悄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使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起了巨大的功勞。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當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製度改革時，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在基金叫什麼名字上爭論很大，甚至有員工親自來找我，說不要叫寒門，叫優秀，這些人不少還是博士、博士後。我認為出身貧寒並不羞恥，而思想與知識貧寒，出身高貴也不光榮。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貧困、饑餓、父母逼著學中度過來了的。沒有他們在困難中看見光明、指導，並逼迫我們努力，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文革歲月。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因此，平安度過了57年反右、59年反右傾、64年四清。但沒有小難，必有大難。文革一開始，各地都以三家村這種模式找靶子。會寫文章、是黨的領導幹部、有一些獨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與當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爸爸在早期革命隊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學經驗，又是領導幹部……，是這種模板。文革又是從教育界首先開始的，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最早被拋出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曆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當時稱關押地、富、反、壞、右、走資派……九種人的非監獄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幫”，曆時十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幾個十年。這又是在他最能為人民做事的時期，你知道這對一個有誌者是多麼的痛苦。由於隻有少數人先被拋出來，那時的末日恐懼是可以想像的。父親是校長，父親的同事、原來的書記黃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而自殺了。其實他們的錯誤就是要把教學搞好為國家，就是今天的科教興國。今天能把科教興國的口號喊響，一百多年來有多少人為它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