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教育思想
傅斯年隻活了 55歲。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長和台灣大學校長。他的教育生涯的頂峰則是1949至1950年任台灣大學校長期間，把一個頗為混亂的大學整頓、引導進入正軌。
傅斯年獻身教育的思想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產物。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中國曆史的一次大轉折，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和“五四運動”的爆發，尤其是進步知識分子對文化教育的反思，對傳統文化教育的探討和批判，使中國教育開始脫離封閉的狀態，擺脫傳統文化的束縛，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新生。傅斯年既是運動的參與者，又是運動的受益者，他在這個期間吸取了代表新時代的革命家、教育家和廣大進步分子的思想觀念，並加以融合、繼承，對當時社會和時代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因此，他教育思想形成的起點是建立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對文化教育批判、探索、總結的基礎之上的。他獻身教育誌向的確立，既是時代的影響，又是他對文化教育作用深刻認識的結果。傅斯年帶著獻身學術教育的誌向到歐洲留學。在7年中，他一方麵在學術上廣泛涉獵，兼收並蓄；一方麵對西方的教育體製和內容進行了考察。回國後立即投入教育事業。
早在 1932年，麵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他就尖銳地指出：“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於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
教育實踐和理論的探討是他的主旋律，具體又分為兩個階段：1926—1936年的10年中，他通過在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進行教學實踐和理論研究，教育思想逐步形成。這從他參加20世紀30年代關於教育討論的論文中可以看出。在討論中，他對教育改革的思想觀點明顯表現出兩種傾向：
第一，知識教育與社會需要相聯係。他在這個時期已基本確立了高等教育是學術教育，中等教育是職業訓練的思想。他對當時教育與社會需要相脫離的現象進行了批評。尤其是對當時還嚴重存在的傳統士大夫教育心理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批判，並提出了改革意見。其中許多意見是符合社會實際和高出一般人認識的。
第二，教育與救國相統一。盡管傅斯年教育思想的主要傾向是用教育救國醫民，但是具體到這個時期又有其特殊的背景，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侵占東北三省，又迅速向華北滲透，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更使人憂慮的是中國一些下層民眾麻木不仁，缺乏民族自尊心，一些上層分子對日一味妥協，甚至有些人賣身投靠，當了漢奸。挽救民族危亡成為當務之急，也是一切愛國人士活動的中心。傅斯年在當時參與籌備《獨立評論》，撰著了大量的文章。他在《獨立評論》發表的文章主要有兩類：一是討奸禦寇，一是對當時教育狀況與內容展開討論，呼籲教育改革，把教育與救國密切結合起來。並具體探討了教育如何喚醒民眾，提高民眾基本素質等問題，為抗日救國做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準備。1937—1950年，是傅斯年教育活動的第二個主要時期，這個時期他先後任西南聯大常委、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和台灣大學校長。由以前的教授轉變為教育行政領導人，這種在教育上角色的轉變使他與教育有了更密切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在二三十年代對教育的討論和研究是一種良心的驅使和義務，而這個時期對教育的研究，尤其是對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一種責任和使命。前一個時期尚有著隨意性，而這個時期則更多的是自覺性。再加上這個時期又是社會的轉折期，社會動蕩，學生心理複雜，他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積累了一些經驗教訓，為他教育研究提供了素材。因此，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教育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成熟，形成了獨特體係。可以說，他的《中國學校製度之批評》一文，既是他對教育研究的結晶，又是他教育改革的理想方案。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特別是大學獨立；二是大學工作必須以學術為中心，保持高度的學術水準。這本來是辦大學的常識，但在當年國民黨實行專製統治的歲月裏，維護這些原則是非常艱難的。
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重要方麵是拒絕權貴子弟可以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