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一生的功績之一是翻譯了大量的經典，開創了佛經翻譯史上的新紀元，被公認為我國古代五大翻譯家之一。他一人譯經75部1335卷，總字數達1300餘萬，平均五天翻譯一卷梵本，約為他從印度帶回來的經卷總數657部的11.4%，比我國佛教翻譯史上五大著名翻譯家（鳩摩羅什、真諦、義淨、不空、法護）所譯總和1222卷還多了113卷，占整個唐代譯經總量的一半以上，這種翻譯量在世界翻譯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印度學者柏樂天認為玄奘的譯著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偉大遺產，指出“玄奘無論如何是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在我國，玄奘被譽為“開唐譯筆第一人”。
除了數量的優勢外，更重要地是表現在他的譯經質量上。他對佛教、梵文造詣精深，通曉三明（內明、因明、聲明），親自主譯，譯經時能夠曲盡佛教深奧的內蘊，音顫鏗鏘，落地有聲，因而，組織翻譯的經典，文義準確、文風優美，“手執梵本，口宣華語”，朗朗上口，深為中國佛教徒之所喜愛，在中國譯經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在梵文佛經漢譯的所有翻譯者中，玄奘堪稱是最完美的翻譯家，這是古今中外公認的。現代佛學家王恩洋讚譽玄奘所譯經典“妙達深理”。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評價說：“他的譯風，既非直譯，也非意譯，而是融會直譯自創新風。在中國翻譯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
同時，玄奘是第一個做譯主的中國人。從中國開設國立譯場開始，到玄奘歸國之前，都是外國人做譯主，中國僧人協助翻譯。是玄奘改變了這一局麵，標誌著中國翻譯佛經的曆史由被動轉向了主動。例如，他譯的《金剛經》有“化解晦澀，校正訛謬；角度不同，有助理解；譯語周詳，完善義理”之幾個特點。他譯的《因明入正理論》，忠實簡潔，譯意科學，富有創造性。
玄奘的譯經是“截偽續真，開茲後學”的偉大事業，他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人才，組織了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最有秩序的譯經場，翻譯程序和分工有很強的係統性、計劃性，把中國古代的譯經水平推到了頂峰，表現出非凡的組織領導才能。玄奘組織的譯場有譯主、證義、證文、書手、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多個崗位，他為譯主，其他的職位由求學者擔任，這些學生不僅有核對梵文、書寫紀錄、語法整理、譯文潤色等工作，而且還要將譯稿回翻為梵文再次核對，確保翻譯的準確性。玄奘還把譯經、講經和培養人才結合起來，白日在譯場主持譯經，傍晚給學生講解新譯經論、回答疑問，讓學生在工作和學習中不斷提高。通過這種方式，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佛教人才，其影響深遠。
他創立了“五不翻”的翻譯理論和“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原則，指導譯壇眾多佛教學者集體譯經，得到翻譯界的共許，至今為翻譯界所用。宋代平江（今江蘇蘇州）景德寺僧法雲（1088~1159年）所編的《翻譯名義集》，卷首載有玄奘提出的“五不翻”理論，其一為秘密故，如“陀羅尼”（直言，咒語）；其二為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自在，熾盛，端嚴，名稱，吉祥，尊貴）；其三為無此故，如“閻浮樹”（勝金樹），中夏實無此木；其四為順古故，如“阿耨菩提”（正遍知），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其五為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迷淺。
在翻譯實踐中，玄奘還創造性地運用了多種翻譯技巧，即：（1）補充法（就是現在我們常說的增詞法）；（2）省略法（即我們現在常說的減詞法）；（3）變位法（即根據需要調整句序或詞序）；（4）分合法（大致與現在所說分譯法和合譯法相同）；（5）譯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種譯名來改譯常用的專門術語）；（6）代詞還原法（即把原來的代名詞譯成代名詞所代的名詞）。這些技巧對今天的翻譯實踐同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