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的質能關係式引起了人們在這上邊的遐想，而給羅斯福總統的信又開創了把這理論變為實踐的新時代。
斯賓諾莎從來不和掌權的人來往，決不依靠他們，他選擇了磨金剛石的職業，以便排除各種幹擾，有利於自己的思考。而萊布尼茨則是國王們的顧問，無數政治和行政方案的製定者。愛因斯坦屬於哪種類型的思想家?他既欣賞斯賓諾莎的生活方式，竭力逃避日常生活的幹擾，而且一般說來對掌權者有好印象的極少。而另一方麵，他也與一些大政治家來往，而且在自然科學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以如此多的精力和如此有效地幹預過世界大事。因為當時曆史已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科學成了人類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黑暗的罪惡的根源，他不能不認識到這一點。他對人類命運的關切和對科學的執著，使他不能不站出來幹預。尤其是眼看自己的科研成果有可能成為毀滅人類的殺人武器時，他不能不積極地站出來說話。否則，他良心上就過不去。
在正常的時代，這種史無前例的、直到當時尚未找到有效控製的新發現，從實驗階段到投入實際應用需要經曆很長時間。因為需要籌款和曠日持久的準備。然而在這特殊的時代，在競爭的條件下，由於國家對它全力以赴，這一過程卻驚人地被縮短了(1940年3月，愛因斯坦知道納粹德國對鈾的興趣提高後，又給總統寫了一封希望能進一步加快研製速度的信)。很快，美國就完成了這種有巨大威力的秘密武器——原子彈的研製。
美國原子彈研製的神奇速度並沒有給愛因斯坦帶來任何的欣慰，反而增加了他的憂慮。在這件事的自始至終，都未能消除愛因斯坦內心的矛盾衝突。在他那裏，一方麵有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希特勒的幽靈，另一方麵，他對美國統治集團也不信任。早在1940年9月，愛因斯坦就說過：自己給羅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憶”，盡管德國也研製原子彈這一事實證明這封信是正當的。
1944．年春，納粹德國在戰場上已開始土崩瓦解。不斷有消息由無線電收音機播放出來：1月，德軍在列寧格勒戰役中敗北，3月撤出烏克蘭，6月在白俄羅斯被擊敗退回到波蘭；在南方，1月22日英美兩國軍隊在內圖納登陸，經過激戰，取得很大進展。接著，美國空軍對烏爾姆——愛因斯坦的故鄉完成了大規模的空襲。匈牙利的國土即將全部解放，而直到這時，德國法西斯用來進行軍事恐嚇的、有巨大威力的神秘飛彈也還沒有造出來。後來德國國防部根據“元首”“隻能把錢花在那些半年內即能製造出來的新式武器上的指令”，決定不把鈾彈視為首要項目，加之缺乏足夠的電力淨化鈾礦，致使研製原子彈計劃的現實基礎遭到破壞。1944年春，德國還隻有物理研究所地下室裏有一個不大的實驗用的反應堆在建造中。
就在這時，西拉德又來到梅塞街112號。
“您瞧，德國的原子彈還沒有造出來，然而我們手裏倒握著原子彈……”西拉德說話時，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我和您說過有這種形勢的可能，您還記得嗎?”愛因斯坦打斷他的話說道。
“不錯，我記得，應該承認，在當時……”西拉德答道。不過他把話題一轉說道：“如果說我們那時所擔心的是別讓德國人跑在我們前麵，那麼現在重要的問題是我們以後拿它怎麼辦了……”
“這對您是個問題呢!”愛因斯坦不無責備地說。
“對我是沒有問題的，問題並不在我自己……”接著他告訴愛因斯坦，在軍人中，一個有勢力的集團，其中包括參謀總長馬歇爾，主張拿日本一些城市作原子彈的試驗場。因此，他寫了一份給總統的備忘錄，指出這種新的毀滅性的武器變為政府政策的工具，對全世界和平將發生極大的危險。
“您想想看，假如幾個大國——美國、英國、蘇聯，都武裝了這種可怕的武器，在戰後世界裏彼此處在敵對狀態中，那將發生什麼事呀!”
西拉德在備忘錄裏指出，最小的失慎步驟，最小的有欠熟慮的行動，都可能導致奇災大禍。隻有完全拒絕軍事用途，隻有把這種新式武器交付給國際組織——在蘇聯、英國以及其他所有國家的參與之下——才能挽救危局。這意味著保證對於可能發生的濫用進行監督。
“老師，”西拉德訥訥地有些不好意思地說：“1939年8月2日，我請您簽署過一封信，籲請總統盡快行動……今天，1944年4月，我又來勸您簽署致總統的另一封信，請求製止過急的行動!”他從文件包裏拿出了這份備忘錄。
愛因斯坦苦笑著搖搖頭，由於他當時也主要是這一擔心，所以接過信，看完之後很爽快地就簽了字。
但收信人並沒有看到這封信。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突然逝世。後來在他的辦公桌上發現有這封尚未批閱的信。
廣島和長崎的悲劇使愛因斯坦萬分震驚，深感痛心。他在不同場合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係列談話表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