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的學說的確改變了西方世界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在戰後幾十年內，它成為西方絕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指導思想和分析工具，就連那些原來對“古典學派”深信不疑的一些著名學者，也背叛古典教義而變成凱恩斯“新說”的忠實信徒。一時間內，居然形成了一個以凱恩斯為教父的新學派凱恩斯學派，凱恩斯主義風靡於西方。在經濟學領域中，這一學派人數之眾在曆史上少有。信徒一方麵著書立說，闡述、引申凱恩斯學說，演繹出一套較為完備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另一方麵又對自己的教父歌頌倍至，將凱恩斯革命與哥白尼在天文學、達爾文在生物學、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上的革命相提並論，等量齊觀。在70年代以前，凱恩斯學派的合唱聲音宏量至極，氣勢磅礴，幾乎達到了西方學者言必稱凱恩斯的地步，極少數反對者勢單力薄，低沉的反調近乎被這種大合唱所淹沒。於是，凱恩斯學說從異端一躍成為新的正統經濟學，統治著西方國家的講台和論壇。不僅如此，凱恩斯那雄壯而獨特的歌曲也感染了西方政府官員，美國總統羅斯福早在30年代初就實行了政府調節方案，美國政府就此有了政府幹預的傳統和基礎。戰後美國率先接受凱恩斯主義作為製定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其他西方國家也爭先效仿，製定和實施了“充分就業方案”以及其他一係列政府幹預經濟的法案、政策和措施，於是，凱恩斯主義日漸滲透到政府的決策之中，變成了官方經濟學。
從其客觀的經濟效果而言，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的實踐，盡管有許多負效應，如巨額的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債台高築、浪費嚴重等，但是，按照經濟危機的常規尺度來衡量，人們不能不承認，它的確獲得了相當的療效。戰後西方世界盡管仍舊不斷爆發經濟危機；然而由於有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管理措施的抗禦和調節作用，各次經濟危機的廣度、深度和長度都大大小於30年代的經濟危機，失業率也比較低，社會矛盾也相對緩和了。總的看來戰後西方各國的經濟增長比較平穩而且較為持久，溫和而短暫的經濟危機並未妨礙經濟增長，日本和西德尤為突出。無怪乎有些凱恩斯主義者一時得意忘形，宣稱要給經濟危機作“安靈彌撒”。正因為有如此績效，所以，凱恩斯主義者把戰後至70年代初這段歲月稱為“凱恩斯時代”，把凱恩斯視為“資本主義的救星”和“戰後繁榮之父”。這些評價未免誇大其詞，忽視了戰後西方經濟增長的其他客觀條件，如科技進步、國際環境安定、戰後恢複的需要，但的確也難以全盤否定，因為“戰後繁榮”的確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管理政策密切相關。凱恩斯式的政府幹預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企業自由經營市場經濟的有效需求不足，緩和了經濟危機。
與企業自由經營之歌相比，凱恩斯主義確有其獨到的智慧之處：
（1）較為客觀的態度。企業自由經營論者們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描繪得完美無缺，對之歌頌備至；而凱恩斯則公然承認這種經濟有缺陷，最明顯的兩個缺陷是不能實現充分就業的經濟均衡和收入分配極不均等，因此有改進的必要。
（2）“兩手”並用的政策設計。傳統的企業自由經營論者們過份樂觀地相信市場機製和企業自由經營的神奇功能，倡導政府“無為而治”，這在斯密時代無疑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願望和需要，也適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初始階段的客觀要求。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發展程度的提高，其自身的內在矛盾私有製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危機不斷周期性地出現，成為危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頑疾。顯然，自由經營的企業無法解決這些問題，而隻會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要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幹預會起一定的作用的。
凱恩斯則一方麵論證了其作用的有限性和無效性，得出了必須由政府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結論，公然打出了幾百年來西方學者視為“有害無益”的政府幹預這杆大旗。但是，另一方麵，他又沒有忘記企業自由經營有其神奇的功效：效率高、資源合理配置、自由等，要求政府幹預不要損害這些利益，把“兩手”結合起來，既保持經濟效率，又獲得充分就業的經濟均衡。相比較而言，這種態度比較公允，也較為中肯地反映了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客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