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收錄的這些文章都寫作於1910—1950年這40年間，最早的3篇（瓦爾拉、龐巴維克、門格爾）是用德文寫的，而其餘各篇都是用英文寫的。除了關於馬克思的那一篇外，其餘的都是在一些雜誌上刊載過的文章，有的是為某位經濟學家的去世而作，有的是為了某些重要事件的周年紀念而作，如紀念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發表50周年、紀念帕累托誕辰100周年等。因為這些文章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匆忙寫成的，熊彼特本人認為將它們彙編出版的價值不大，但有時又難免需要用到這些文章，而刊載它們的雜誌又不易找到，所以在1950年1月，也就是熊彼特去世前幾個月，他還是同意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將它們整理出版。
這10篇主要的文章，除了關於馬克思的那篇之外，都是由熊彼特自己選定的。他本計劃收錄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00周年而為《政治經濟學雜誌》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的社會學與經濟學》（1949年6月）這篇文章，但是後來我們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的第一部分《馬克思的學說》取代了它，因為它更全麵地論述了作為預言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對世界產生影響的馬克思。我非常感謝卡斯·坎菲爾德先生和哈培爾兄弟出版社，他們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請求，這篇文章才得以收入本書中。在這裏，我還要對《經濟學季刊》、《美國經濟評論》及《經濟學雜誌》的編輯和出版商們表示感謝，是他們同意將原本刊登在自己雜誌上的文章收入本書中。此外，還有一些文章刊登在《國民經濟》雜誌上，不過該雜誌已經停刊了。
根據哥特弗裏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議，我們將關於克納普、維塞爾和鮑爾特凱維茲的三篇短文收入附錄之中，他認為應該重新出版它們，並和其他傳記體的文章一起選入本書。這些文章分別是熊彼特作為駐奧地利通訊員（1920—1926年）和駐德國通訊員（1927—1932年）為《經濟學雜誌》撰寫的。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裏，熊彼特離開德國的波恩大學，轉到了美國哈佛大學工作。
作者和這些傳記文章的主人公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不僅是因為他欽佩他們的工作的關係，而且也因為他和他們中的一些人彼此熟悉，特別是和其中幾位還有著深厚的友誼。但馬克思是一個例外，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則和凱恩斯一樣，恰好在這一年出生，凱恩斯是十位經濟學家中最年輕的一位。熊彼特和馬克思有著一點相似之處——那就是對經濟過程有著相同的看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熊彼特試圖提出“一種關於經濟變化的純經濟理論，也就是說，這種變化不僅僅是建立在推動經濟體係從一種均衡過渡到另一種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礎上的”。在這本書的日文版的序言裏，熊彼特寫道：“開始時我不清楚，但對讀者來說很快就會看清，到底是什麼思想、什麼目標（熊彼特本人的）和構成馬克思的學說的這些思想與目標完全一致。實際上，他與同時代及過往的經濟學家的區別就在於對經濟過程的看法，即這種過程是否是由這個經濟製度本身所引起的。而在其他各方麵，他隻是引用李嘉圖的說法和觀點，但是把關於經濟發展的概念置於次要的黑格爾的背景中，卻是他自己的見解。這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總是不斷地提起他的原因，盡管他們對這一概念也有很多不認同的地方。”在他的《經濟分析史》手稿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的思想框架中，發展不是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家所認為的經濟靜學的附屬物，而是該時期經濟的核心問題。他分析的重點落在了揭示經濟過程怎樣被自身邏輯決定，以及不斷變化的整體社會的結構上。”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推導出來的結果卻大不一樣：它使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社會，而使熊彼特成為資本主義的熱心的辯護人。
在熊彼特看來，經濟學是一門要借助於長遠眼光和純熟技術的學科。他推崇馬克思關於經濟過程的眼光，同時也推崇與他僅有一麵之緣的瓦爾拉的純經濟理論。關於這點，他在《經濟分析史》裏這樣說：“經濟學就好像是一輛大公共汽車，它搭載著許多興趣和能力不相稱的乘客。單就純經濟理論來說，我認為瓦爾拉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均衡體係把‘革命的’創造性和古典的綜合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這是唯一能和理論物理學的成就相提並論的經濟學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