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將“便於時用”同“宜於歌詠”融合起來，形成了“文辭”、“政教”合一的局麵，而“道”則依然為首。至宋朝，周敦頤首次提出“文以載道”說：“文所以載道也……文辭，藝也；道德，實也。”“藝”自然應從於“實”。事實上，宋人是以“道”將“文”打發掉了：即使文章儷巧，言語工巧，也“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元代對於“詩無邪”的思想也極為推崇，如楊維楨就認為詩應以教為尚，指出如“虞廷載賡”，則“君臣道合”，如“五子有作”，則“兄弟義章”。明清時期，詩文之外又興說部，但就思想而言，論者仍多附會於“助風化”、“補朝綱”之類的“文”之於“治”的老調。
由此可見，文學自古以降始終未曾突破“思無邪”的藩籬：文正而理彰，文規於正方可化成天下。對此周作人指出：“此所謂正，特準一人為言，正厲王雄主之所喜，而下民之所呻楚者耳！”刪《詩》定禮而“陰以為帝王之右助”，必然會“夭閼國民思想之春華”，於是論著者無不“折情就理，唯以和順為長”，即使偶有閑情綺語，著於文章，則也不敢有些微“逸軌之馳”。儒家詩教規範“文章”，導致了“文藝之作，靡不潤色鴻業，宣布皇猷為用”的腐敗局麵，長此以往，則勢必文運凋敝，國運衰微。
更為甚者，“儒風扇虐”為害尚不止一端，其遺毒於“文章之士”者亦非淺鮮。古之為文者，或為“致君堯舜之方”，或為“弋譽求榮之道”，人人唯利是圖，甚至不惜“折其天賦之性靈以自就樊鞅”，即使偶有書寫真實性情者，其文也絕少“特異其采”。所以未嚐有人獨辟蹊徑，原因不言而自明：“偶有立異，久已為眾所排，遂以槁喪。”周作人的慨歎是不無道理的：天才常不為時局所限，每逢時代變遷，必有領袖人物橫空出世，創舉世偉業，然而此種情狀惟獨不見於我國文壇，究其原由，即在於中國文運久為儒教所困，加之“道學繼起”，製藝遂生，更使文章喪死極致。凡此種種，國民思想翦伐，文章盛業梏亡，一切均不在言下了。
至此，從孔子刪《詩》入手，《論文章》對盤踞我國文壇數千載的儒家詩教進行了全方位的解構，在他那裏，“舊澤”確乎已絕然“無存”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同魯迅一樣，周作人對於傳統的消解顯然也不乏過激之處：“無邪”及“載道”思想固然在拆解之列，但孔子刪《詩》卻也有其功不可沒之處，如若不然，《詩經》也許真就蕩然無存了。此外，“十三國”雖已不見全貌，但畢竟還有《關雎》遺風，平心而論，“後妃之德”一類的詮釋尚不至完全遮蔽其“美感至情”，所謂詩無達詁，讀《關雎》者該不會一概淪為儒家詩教的附庸吧。
4.反思：發“新潮”於“弗作”
在周作人筆下，儒家詩教可謂徹底消弭了，而這一點也正反映了那一代人的悲觀與矛盾心態：深受傳統“國故”浸淫，本應將其弘揚於當世，然“舊澤不存”，思想遂陷入無所依傍的困頓，又環顧上下，目之所及依舊是“輾轉未嚐蛻古”的“實利之遺宗”。於是在對傳統文論進行拆解的同時，他也開始建構起自己的文學觀點：將立國之策寄望於工商實為釜底抽薪之舉，即使“諸業駿盛”，“寧遂足盡人生之事耶”？目下實利為禍之勢不減，國民精神日漸萎靡且有“走阪之勢”，而為今之計，“以虛靈之物為上古之方舟”方不失明智舉措。所以如此，仍見於“國魂”一說：精神式微，則“體質徒存”，貌似強盛，而實如槁木。一言以蔽之，唯有“文章”無愧於勝業，國運興衰，見於文運，文風淵朗，國民精神才能“進於美大”。基於這些思考，周作人將建構的基點集中在對文學意義及其使命的全方位探討。
在當時，文學的本質等問題即使在西方也甚為“雜糅”，所謂“懸解益紛，殊莫能定”，實不易理出個頭緒來。鑒於此，周氏主要采納了美國文論家亨特（T.W.Hunt）的折衷觀點：“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現，出自意象、感情、風味（Taste），筆為文書，脫離學術，屆及都凡，皆得領解（Intelligible），又生興趣（Interesting）者也。”也就是說，文學有異於學術，前者具“藝術特質”，意在“普及凡眾之心”，後者則“過於專業”，“唯供學子研治之用”，故而“文章之不文（Unliterary），蓋不必？陋無學（Illiterate），有足貽笑於大方者在也，凡學術專業之詞，皆足為文章之？耳”。此言一出，也就廓清了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而此舉在當時是頗具有建設性意義的。
關於“文”與“質”的關係，他批評了“文家非學子莫勝”及“色相之美優於托物”兩種極端觀點，指出文學應為“文”、“質”合一，“既不偏於學績為文之說，亦不至過宗美論，唯主辭藻”。就其本質而言，文學“悅人之意”必須基於“尚美”特質，也即文學所載當為“清明而具美相”的“至美思想”，以使讀者從中領略到至理人情。換言之，文學之“文心詞致”固然重要，“靈明之氣”尤不可少，若文勝質亡，也就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了。這樣，“文”與“質”的關係就決定了文學的“具神思”（Ideal）、“能感興”（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三種特征，三者以“意象”、“感情”、“風味”為媒介（Mediums）共生共存，從而彙為上乘“文章”。
關於文學的使命問題，西人常言“著者極致在怡悅人情”，我國則素有視小說為閑書一說，而在周氏看來，“美致”不應代表一切，刻意於興趣，美感隻能使文學作品淪為末流，或陷入“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arts sake）的泥潭。鑒於此，周氏提出了“雖非使用，而有遠功”的文學使命觀，其具體表現如下：一、裁鑄並闡發“高義鴻思”：真正的文學作品應“博大精采”，以傳諸人心，使讀者能得聞妙理，豁然貫通，並最終“進於靈明之域”；二、闡釋時代精神及人情：文學能忠實再現特定時代的國民精神及人生性情，盛世文風勢必淵朗，衰時文運自會萎靡，因此文學首在書寫人世興衰及人生悲歡，文學家將人間情狀“鑄為鴻文”，從而使讀者能“朗鑒人事之微”；三、“發揚神思，趣人心以進於高尚”：意旨闡發離不開意象化生，文學家隻有思入神明，脫絕凡軌，其作品才能“不滯於物”，發揚“神思”既有助於作者祛除名利思想，又可讓讀者擺脫功利觀念。
至此，周作人完成了關於文學諸多問題的全麵反思，其中既有對現代西方文學觀點的批評與借鑒，更不乏對我國傳統文論思想的繼承和揚棄。可以看出，周氏文學思想的基點一開始就是搭建在中西對比與對照平台上的，而正是憑借這樣的平台，他才有可能在消解中實現建構，並繼而完成一種全新的文學思想的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