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氏與同時代翻譯家比較研究方麵，人們最為關注的多是周作人與魯迅之間的比照，涉及內容包括翻譯活動、翻譯理論、翻譯思想、翻譯實踐等方麵。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周氏兄弟翻譯對比研究中，研究者多將周作人純粹作為魯迅先生的反襯進行批評或批判。還以上文中提到的《域外小說集》的翻譯為例，盡管周作人承擔了主要的翻譯工作，後人還是一致強調他在選題方麵總是處於被動地位，且在翻譯中常常表現出的怠工乃至抵觸情緒，而這一點正與魯迅先生的“盜火”精神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們認為，在今後一段時期內，有關周作人與同時代翻譯家的對比研究應注意兩個方麵的問題：首先，在周氏兄弟對比研究中，應注意探討的客觀性與公正性，盡量避免人為地突出矛盾的焦點或有目的地放大研究對象的衝突性。其次，研究者還應該拓寬對比研究對象的廣度與範圍，我們知道，魯迅以外，與周氏同時代的大翻譯家實可謂不乏其人，如能找到適當的切入點，也應有不菲甚至更大的比較研究價值。總之，周作人與同時代翻譯家的對比或比較研究是本課題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若選題與論證確當，該方麵的研究可望有新的突破。
有關周作人翻譯成就與影響的研究也涉及到上述幾個方麵的內容，其中包括周氏在翻譯活動、翻譯理論、翻譯思想、翻譯實踐等方麵所做的努力及其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比如作為翻譯理論家的周作人在我國翻譯研究中的曆史地位，周氏的翻譯理念所體現的時代特征及其與當時譯學思想之間的關係，周氏的翻譯成就對促進我國文學翻譯事業以及我國現代文學的雛形與發展所具有的潛在意義，凡此等等，都還有進一步發掘的餘地。
1992年，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四十四屆日本中國學會全國大會”“前夜祭”上所作的專題報告中，張鐵榮將周作人對外國文學、特別是日本與希臘文學的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列入了“應有文章可作”的課題之一。（1996：12）事實上，從上文幾個方麵的論述可以看出，在周作人翻譯研究中，有文章可作的課題顯然還要廣泛得多。就目前情況而言，與周作人整體研究中的其他課題相比，周作人翻譯研究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而從周氏將其半生時間與精力傾注於翻譯活動這一事實及其之於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來看，在有關周作人的整體研究中，翻譯研究即使承受不了半壁江山一說，也至少應得到本來的名分，如此結論，或許並沒有誇大其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