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稟執著意，常懷感恩心
——回顧我的事業人生
人的天賦是有差異的，確實有聰明和愚鈍之分。但我發現，一個人的天賦高低對於他的人生事業成功與否並不起決定性作用，特別是成年以後，勤奮和執著與否，才是真正決定一個人成就大小的主要因素。
我一向自認是比較愚鈍的一類，而且勤奮程度也遠不及我的一些大學同窗如徐雁等，但時至今日，事業上也還能獲得一些小小的成就，我想可能是由於自己身上一直保留著的那麼一點兒執著和韌性了。
孔夫子曾說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我是一個典型的“困而學之”者。從我為本書所選的30餘篇自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中基本沒有什麼“隨筆”性的文章，都是碰到問題後不得不麵對、思考和解決的內容。讀者看這些文章不會很輕鬆，但應該會有一些收獲。
我於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學係，當時圖書館學係79級和80級本科生實行分組的實驗，文科分為中文、曆史、經濟三個組，學生頭兩年分別被分到中文係、曆史係、經濟係學習，後兩年才回到本係學習本專業的課程。我由於語文成績好，於是被分入中文組。在中文係兩年的學習，讓我受到了係統的文學史的訓練。《中國古代文學史》學了兩年，《中國現代文學史》學了一年，《中國當代文學史》、《歐美文學史》、《俄蘇文學史》、《台灣文學史》統統都學了半年，確實是受益匪淺。但我同時也逐漸產生了一種空幻的感覺，仿佛人被吊在半空中，無所憑依。後兩年回到本係，係統地學習了《中文工具書》、《中國文學書籍目錄學》、《中國曆史書籍目錄學》、《中國書史》、《圖書館古籍編目》等文獻學方麵的課程，忽然覺得落到了實地上，對以前學過的知識似乎有了更為全麵的理解。這是因為：首先，文獻學把我過去心目中的文學家、詩人，還原成了他們本來的模樣，讓我知道了他們原來是官僚、士紳，或者是藏書家、學者，使我對古人的認識更為全麵；其次，文獻學讓我知道了那些詩文、小說、故事的文獻出處和版本變化，使我明白一書不同的版本，可能會有不同的文本，會有不同的意思和理解，這令我對事物的考察更加深入和細致。
也恰在此時，和我同班同組的徐雁，拉我和一幫誌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創辦了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宗旨的學海社，竟然很快就將學海社辦成了當時北大規模最大的學生社團，我也擔任了第一任的古代典籍組組長，並兼任《學海》社刊編委。就這樣，我開始對古典文獻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例如在上後來是我的研究生導師的鄭如斯老師的《圖書館古籍編目》課程時，一時不很明白版本類型中的影抄、影刻、影印之間的關係和區別，於是就不厭其煩地又查又問，竟然寫成一篇《影抄、影刻、影印》的小論文，先是刊登在北大學生社團學海社的社刊《學海》上，後來又被中華書局的編輯看中，發表在《文史知識》1984年第2期上，成為本人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大概也正是由於撰寫這篇文章的緣故，我於1984年考上了本係鄭如斯老師的“圖書館古籍整理”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研究生期間，有三件事情讓我獲益良多。一是開學伊始，鄭老師即指導我進行專業基礎訓練，將建國以來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有關版本目錄學和書史、藏書史等方麵的專業論文製作了上千張卡片，並編成目錄，這些卡片在我後來的研究和教學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二是鄭老師為我們請來了中國書店著名的版本鑒定專家魏隱儒老先生，給我們講授了精彩紛呈的《版本學》課程，也成就了我與魏老的一段忘年交。三是鄭老師帶領我和另外兩位同學到北大圖書館編目部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古籍編目實習，三個人共整理編目古籍650部，從此開始了我與古籍編目的不解之緣，決定了我一生的事業努力方向。
在鄭老師的指導下，我的碩士學位論文選擇了對清代大藏書家、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黃丕烈的研究，題目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貢獻》。這篇不到3萬字的學位論文，當時竟然受到答辯委員們的一致好評，並且在10年後引起了匡亞明先生主持的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對我的注意，邀請我主筆《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的《黃丕烈評傳》一書。《黃丕烈評傳》已於1998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並先後獲得2002年教育部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二等獎、改革開放三十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百項精品成果獎”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