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下“博學篤誌、書通二酉”八字，並非是對伯嶽的虛誇，而是出自內心的真切感受。我與伯嶽相識與交往近三十年，對他的治學與為人有相當的了解。1980年，他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學係，讀完本科與碩士研究生，並留係執教，鑽研版本之學。執教期間，先後出版《版本學》、《黃丕烈評傳》等著作，在版本學界頗負盛名。十年前，他轉至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工作，整日浸潤於芸香之中。就我所知，從事版本學者，或長於實踐，或長於理論，二者兼長者少。伯嶽先鑽研於理論，後運用於實踐，以理論拓展實踐，以實踐豐潤理論，取精用弘，卓然一家。
近日，伯嶽將曆年所寫的古文獻及古籍整理方麵的論文彙集成《燕北書城困學集》出版。這些論文大多是他在教學或工作實踐中所撰，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與實際意義。如北大圖書館收藏清代地圖1000餘種，伯嶽選擇其中精美及有代表性的彩繪地圖，主持編成《皇輿遐覽——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代彩繪地圖》出版。在編撰過程中，撰《別具一格的清代彩繪地圖》，討論清代彩繪地圖的特點及所受西學的影響與價值評判標準。正如他文中所說：從這些古代地圖中可以看到“古代中國人的地理觀念、對世界的認知模式、獨特的表現手法，等等，從而逐漸意識到其中的文化蘊涵和審美功能”。本集中類似此文者還有《中國古籍分類的曆史走向》、《拂去曆史的塵埃——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金石拓片綜述》、《堀越喜博和他的金石拓片收藏》等。這些論文不能僅僅視為實踐工作的總結，其亦關涉學術理論的推進。且舉二例。
一是中國古籍分類法的問題。此問題已存在近百年了，一直未得到完善解決。伯嶽從事古籍編目工作多年，對古籍分類有切身的體驗。現行《中圖法》之荒謬，《四庫法》之陳舊，同人皆有感受，新編古籍分類法應及早提到議事日程上，惜遲疑至今未見成效。伯嶽所作《中國古籍分類的曆史走向》一文，並不僅僅是經驗的總結，更是一種理論的論證，其意義是對古籍分類法編製的指引。我讀此文，不僅深讚作者之觀點，亦歎圖書館界深受意識形態之影響與對科學精神的漠視。
另一是私人藏書流入公藏的問題。此問題或許不如上一問題受圖書館界關注，但我認為，對研究中國20世紀之藏書家、藏書之傳承，此問題極為重要。伯嶽撰《流入圖書館的私人藏書》一文，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說：“私藏的最終出路，就是化為公藏。這個理念無疑是正確的，是值得大力弘揚的。”遺憾的是我不能苟同他的觀點。滅私為公的理念在文明製度下如何能是“無疑是正確的”呢？但在20世紀，中國私家藏書流入公立圖書館，如何流入圖書館，以及私人藏書的衰落等問題，確實值得學界深究。一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或許比文章中的觀點更重要。
關於古籍、古籍收藏與保護，作為一位圖書館的工作者，伯嶽在本書後記《素稟執著意，常懷感恩心——回顧我的事業人生》中，寫下了一段質樸但卻十分感人的話：
我們中華文化就好像一顆大樹，重印的、新整理出版的古籍就好像這棵樹地麵上的莖幹枝葉，古籍的原本、善本就好像這棵樹的深根，一般人看不到它們，不知道它們的作用和價值。我們圖書館古籍工作者的職責，就是保護好這棵樹的深根，不讓它受損，讓它正常發揮根的作用，也就是把我們民族文化的根留住。
此乃智者之識、仁者之心，所謂文如其人是也。伯嶽為人隨和謙遜，待人以誠，對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我雖比他虛長幾歲，但他一直是我為人為學的榜樣。今讀《燕北書城困學集》，讓我再一次體會到他對中國古籍研究的深厚情感與執著追求。是為序。
王餘光
2009年3月15日於北大暢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