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壽元金力
談家楨先生是國際知名的遺傳學家，我國現代遺傳學的奠基人，也是傑出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1909年9月他出生在浙江寧波的一個郵政職員家中；1930年在蘇州東吳大學獲理學學士學位；1932年師從李汝祺教授獲北京燕京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36年應現代遺傳學創始人——摩爾根的邀請，在他的實驗室裏，在知名遺傳學家杜布讚斯基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哲學博士學位。
1937年，談先生時年28歲，應竺可楨教授之邀回國擔任浙江大學教授。當時果蠅染色體的研究正處於鼎盛時期，談先生在分析果蠅染色體倒位的類型、頻率和地區分布之間的關係時，發現染色體結構差別與果蠅種群演化之間的聯係。這些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國際遺傳學界引起巨大反響，被認為是對現代綜合進化理論的確立做出了卓越貢獻。
在日寇入侵、大片國土淪陷期間，談先生隨浙江大學生物係內遷貴州湄潭，在生活和工作條件都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帶領學生在一個破陋的祠堂裏，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用顯微鏡觀察果蠅和瓢蟲，從事教學和科學研究。正是在這麼艱難的物質條件下，談先生於1944年發現了瓢蟲鞘翅色斑變異的鑲嵌顯性遺傳現象，豐富了人們對遺傳規律的認識，這一原創性的研究成果，迄今仍被列為教科書的經典內容。這也進一步提高了談先生在國際遺傳學界的學術地位。
1948年，談家楨先生作為中國唯一的代表赴瑞典參加了第八屆國際遺傳學大會，並當選國際遺傳學聯合會的常務理事。會後，談先生堅辭國外各方聘約，毅然回國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20世紀50年代初，全國百業待興，人人奮力拚搏，為國效勞。此時談家楨先生正值壯年，在學術界內聲譽鵲起；再加上DNA雙螺旋結構的揭示，遺傳學研究處於進入分子水平的曆史轉折點，這理應是談先生一展身手的大好時機。可是，胸懷建業心，苦無報國門。那時，由於李森科主義肆虐，遺傳學被扣上“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唯心主義的”政治帽子，以致中國之大，竟無一所高校開設遺傳學課程，基因研究也成為禁區。在此情勢下，談先生並未曲意迎合，仍堅持科學真理，以改授“達爾文主義”表示抗爭；但韶華流逝，遺傳學教學與科研留下了7年空白。這不僅使他個人學術成就的上升勢頭橫遭中斷，而且使中國的遺傳學事業陷入絕境。
1956年毛澤東主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談先生不失時機地大力宣傳遺傳學的基本原理和最新進展，積極廓清李森科主義的謬誤流毒。最具戰略眼光的行動則是1956年在複旦大學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招收大學本科生，並在複旦大學遺傳學研究室的基礎上，於1961年建成了中國第一個以國際學術界公認的遺傳學原理為指導的遺傳學研究所。根據遺傳學發展的趨勢，設置了微生物和生化遺傳學、人類和醫學遺傳學、植物遺傳學和進化遺傳學4個研究方向。這些措施使複旦大學成為我國複興遺傳學、培養後備人才的搖籃。可是，嚴冬雖過，乍暖還寒。正當談家楨先生從事在中國複蘇遺傳學的工作取得些許進展時，他作為“資產階級學派”的代表人物，仍不時遭到“反右”、“大躍進”等政治運動的衝擊和幹擾。冷風襲人，遺傳學一直處在“唯心”和“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象牙塔裏的理論”和“工農生產實際”的鬥爭漩渦中，一直在政治幹預和學術自主的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文化大革命”中，談家楨先生難逃一劫，身心都遭磨難，遺傳學又一次被打入穀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