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字子孟。漢朝人。是驃騎將軍霍去病的異母弟。由於霍去病的關係，霍光十幾歲便入朝做官。武帝朝為奉車都尉，後擢為大司馬、大將軍受武帝遺詔，輔佐幼主，位居五輔臣之首，執掌朝政二十年，勤政納諫，輕徭薄賦，百姓充實，四方少數民族歸順，連輔二代皇帝，鞠躬盡瘁，恪守臣道，未嚐有過。然不曉“人滿天概”之理，致使族黨滿朝，權傾朝野。霍光死後，漢宣帝親政，奪了霍氏家族的兵權。之後又以謀反罪，鏟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時，宣帝對之十分懼怕，“光從驂乘，帝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後，族人卻遭到了殘酷的殺戮。所以人們說：“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俗語雲：老年疾病，都是壯年招得；衰時罪孽，都是盛時作得。因此，曾國藩在信中告誡弟弟們要以霍光為鑒：鬥斟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上天懲罰一個人是無形的，常常借助於人之手。霍氏的勢力太強大了，上天就借漢宣帝來削平、限製他的勢力；像霍氏那樣，等到別人來限製，為時已經太晚了。咱們家族正處於鼎盛時期，所以我們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來懲罰限製，也不等別人來懲罰限製，我們自己應該主動想辦法限製自己。曾國藩針對弟弟們買地建房上的揮霍，銀錢取與上的不謹慎，言談舉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製的方法：“廉、謙、勞。”“儉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們“儉以養廉”，每用一錢，均須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銀錢回家，對親族不隨便饋贈；在為人處事上，要做到內心謙虛，外表恭讓，且忌頤指氣使，氣焰囂張；在為朝廷辦差上，要竭誠效勞，恪盡職守。隻有在“廉、謙、勞”三方麵潛心修煉，“正己為先”，才能夠持盈保泰，家道長久。
人們總喜歡以家世、金錢、地位等這些單純的客觀現象或外在條件去衡量一個人的榮辱毀譽，把它們看成是永恒不變的東西，卻忽視了主觀的、內在的、可變的因素，從而犯下了許多錯誤，造成了諸多悲劇。曾國藩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對於得失無常，興衰浮沉有一種透徹的理解。這種獨具慧眼的思想和認識，對現今那些居官自傲，貪贓枉法，稍有一點地位和榮譽，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人，不失為一劑良藥。
曾國藩認為，功高名顯，必然會帶來對自己的嫉妒和仇視，所以與人分享利益和名譽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將下屬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頭。例如，在擔任兩江總督時，為了搞好關係，曾國藩就特別注意將滿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擺在自己之前。後來，曾國藩費盡心思將長江水師改經製水師，這樣一件很大的事，曾國藩又將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麵。這是為什麼呢？曾國藩分析了官文的為人。官文既仇視湘軍，又沾了湘軍的光。不是湘軍的勝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貪名貪利，毫無定識，更無風骨，對於這樣的貪官，為了促成水師製，不讓他反對，給他點好處，他就會站在你這邊。因此在給太後、皇上的折子裏，如果建議改製後的長江水師統領讓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會樂意。這樣既可以減輕官文對湘軍的嫉恨，又可拉攏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滿人對湘軍的仇恨和排擠。後來的發展證明了曾國藩推出一個滿人擔任領頭的做法，獲得了極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過都是禍害，與人分享才能與人共處。在曾國藩做官後期，正是憑著這樣一種自謙，與人為善的原則，才使他晚節得保，並在韜光養晦之中達到最高峰。
在人們的一生中，處處都有風波險阻，遭遇功名利祿，麵對這個複雜的社會，謙讓才是處事的妙方。做到恭謙讓人，爭鬥就會停止，憤恨才會平息，結怨才會化解，天下再大的禍患都會冰消雪化於“讓”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夠把握住它，則可以免除災禍而獲得幸福。
成大事箴言：
弟體一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莫買田產，莫管共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二語也。
——同治元年閏八月
7.用人之慎：關乎事業成敗
用人有很大的學問，用人得法否關乎事業之成敗。曾國藩用人治人之法是其事業的重要部分。
一，誇誇其談之人不可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麼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一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話不多；與親人相處的時候，話也很少。但與朋友在一起時，話就很多，如果恰好異性朋友也在一起時，話就更多了，真可謂標新立異，妙語連珠，語不驚人死不休。說到得意處，更是手舞足蹈。
為人應力戒表現欲太強，這在曾國藩所談的處世禁忌四緘中，第一條就已談到不喜好誇誇其談，到處表現自己。另外，曾國藩還說：人隻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現出來，以顯示與別人的不同。爭強好勝的人這樣，追逐名譽的人更是這樣。因此，曾國藩不僅自己常常檢點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現欲太強，而且對其僚屬有這一傾向的人也及時教誨。
曾國藩第二次作兩江總督時，李鴻裔來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儻，不拘小節。曾國藩特別鍾愛他，對他像兒子一樣看待。曾國藩的密室，隻有李鴻裔可以隨便的出入。當時曾國藩的幕僚中有三聖七賢的條目，都是名極一時的宋學大家。曾國藩驚歎他們的名聲，都把他們召納了進來。然而隻是挨個的安排他們衣食住行等，並不給他們以事情做和職位。一天，曾國藩正在和李鴻裔在室中坐著談話，正巧有客人來到。曾國藩出去迎見客人，留下李鴻裔自己在室中，李鴻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動心說》一首詩，是某一位老儒所寫的。這老儒，即是所說的十個聖賢中的一個。
文後邊寫有這樣一段：“使置吾於妙曼娥眉之側，問自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於紅藍大頂之旁，問自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李鴻裔看到這裏，拿起筆在上麵戲題道：“妙曼娥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都不動，隻想見中堂。”寫完，扔下筆就出去了。曾國藩送走了客人，回到書房，看到了所題的文字，歎聲說：“一定是這個小子幹的。”就讓左右招呼李鴻裔，這時李鴻裔已經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遊玩去了。曾國藩令人拿著令箭到處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帶了回來。曾指著他所寫的問道：“是你幹的吧？”李答：“是。”曾說：“這些人都是些欺世盜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們所以能夠獲得豐厚的資本，正是靠的這個虛名。現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來源，那他對你的仇恨，豈能是平常言語之間的仇怨可比的，殺身滅族的大禍，隱伏在這裏邊了。”李鴻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誨，從這以後便深深地收斂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二，輕薄人不可用
人最忌輕薄浮淺，沒有內含，幾番接觸，就會使人感覺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厭。大凡有一定學識或修養的人，都能夠沉著穩練，謙謹坦蕩。
曾國藩對於輕薄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說：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約有三端最容易觸犯：聽到別人有惡德敗行，聽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別人的功業和名聲，慶幸別人有災，高興別人得禍，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兒子受命於父，這都是有一定之數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貴，日夜自我謀劃，將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塊金子，冶煉時自認為是莫邪、幹將一類的寶劍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蘊涵著社會上的清清濁濁、是是非非，但不明確去表示讚成或者反對，這本來是聖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強區分什麼黑白，遇事就激動張揚，這是文士輕薄的習氣，娼伶風流的形態，我們這些人不體察就去效仿它，動不動就區別善惡，品評高下，使優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勵，而低劣的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現今老了，這三端還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國藩最反對幸災樂禍、狂傲自大、妄斷是非、自以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嚴謹更多地看到別人長處的人。他尤其是一個極富憐憫心的人，一些有功業名聲的人遭了災難，即使在戎馬倥傯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他也絕非無動於衷，而是盡量的給予照顧。
鹹豐年間，曾國藩駐守祁門，險象環生，儲備極其困乏，是他一生行軍中最苦難的時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帶多有經學大師，遭受戰亂，顛沛流離，生死都不知道，於是派人四處詢問，生存的人給以書信，約他們來軍中的幕府相見，死去的人對其家小給予撫恤，索取他們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於輕薄的第二端曾國藩特別指出其危害：驕傲是最可惡的一種德行，凡是擔任大官職的，都是在這個字上垮台的。指揮用兵的人，最應警惕驕傲和懶惰的習氣。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驕、惰這兩個字誤事最多、最大。
至於妄斷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規勸有關人士：“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也就是說，他主張精明必須與寬容結合，且要以尊重別人為前提。
為人、為官、治世、為政戒此三端，必當受益無窮。
三，折服悍將的方法
曾國藩在對付悍將上也頗有一套方法。
劉銘傳生長在民風強悍的淮北平原，自小養成了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氣。十八歲時，一個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親與哥哥皆跪地求饒，隻有劉銘傳憤而尋找土豪報仇，土豪欺他年少，對他進行汙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搶過刀來割下了土豪的首級，之後便聚眾為王！拉起了一支隊伍，成了鄉裏有名的流氓頭子。
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軍時，第一個就看中了他。因此，將他的隊伍募入淮勇，名為“銘軍”，並花了不少銀兩，從洋人手中購買了槍支彈藥，把銘軍裝配成為近代武裝。這支隊伍為李鴻章建功立業出了不少力，但對於劉銘傳的倨傲狂妄，李鴻章也著實惱火。因此，當曾國藩借用淮軍剿撚時，李鴻章就把“銘軍”撥給了老師，希望曾國藩能夠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撚”過程中，劉銘傳軍與另一悍將陳國瑞軍發生了兩次械鬥。怎麼處理這個事端，可真讓曾國藩犯了難。不處理吧，於事不公，雙方都不能平心靜氣，今後還會內訌；處理吧，這是李鴻章的屬下，且劉銘傳謀勇兼備，又有洋槍洋炮，今後自己還要倚重他。於是，曾國藩想了個萬全之策，就是對劉銘傳進行嚴厲斥責，嘴上說得狠，但對其過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這一招果然管用，隻是不久，曾國藩就調銘軍獨自赴皖北去剿撚了。
對於老師的辦法，李鴻章心領神會，所以他照方抓藥，在剿撚成功後，他向清廷力保劉銘傳的功績，使劉銘傳得以委任台灣道員。正是這個桀驁不馴的人，在中法戰爭中帶領台灣軍民奮起抵抗法軍的進攻，使法軍終未能攻下淡水，占領台灣的夢想破滅了。
1885年，清政府將台灣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劉銘傳被任命為台灣第一任巡撫。而對付陳國瑞則是另一種辦法。陳國瑞，原是蒙古王爺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將。他從未讀過書，更不知道什麼德不德，隻是開口髒話，隻要想幹的事，任天塌下來也要辦成。
陳國瑞十五歲時，在家鄉湖北應城投了太平軍，後來又投降清軍，幾經輾轉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據說他異常驍勇，打仗時，炮彈擊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營房外，高叫“向我開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說粗魯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過之無不及。傳說僧王是個暴虐、狂躁、喜怒無常之人，聽手下彙報戰況也要到處走動，讚賞時不是割一大塊肉塞進對方嘴裏，就是端一大碗酒強迫別人喝下去。發怒時則用鞭子抽打或衝過去擰臉扯辮子，搞得很多人都難以接受，隻有這陳國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裏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後，曾國藩接替“剿撚”事宜，與陳國瑞軍打上了交道。當處理陳國瑞與劉銘傳所統率的兩軍械鬥事宜時，曾國藩感到隻有讓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後真正地使用他。於是，曾國藩拿定主意，先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打擊陳國瑞的囂張氣焰，繼而曆數他的劣跡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過錯和別人的評價，當陳灰心喪氣、準備打退堂鼓時，曾國藩話鋒一轉，又表揚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貪財等優點，告訴他是個大有前途的將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毀前程，使陳國瑞又振奮起來，緊接著，曾國藩坐到他麵前，像與兒子談話那樣諄諄教導他，給他訂下了不擾民、不私鬥、不抗令三條規矩，一番話說得陳國瑞口服心服，無言可辯，隻得惟惟退出。
但是，陳國瑞莽性難改，所以一回營就照樣不理睬曾國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軟的作用不大，曾國藩馬上請到聖旨，撤去陳國瑞幫辦軍務之職，剝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並且告訴他再不聽令就要撤職查辦，發往軍台效力了。陳國瑞一想到那無酒無肉、無權無勢的生活，立即表示聽曾大人的話，率領部隊開往指定地點。
所以，曾國藩駕馭悍將，無外用兩種手段、或軟硬兼施，或外嚴內寬。這樣，就可以人盡其才。
成大事箴言：
傲為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次字至於顛覆。用兵者，最戒嬌氣、惰氣。做人之道，亦惟“驕、惰”兩字誤事最甚。
——鹹豐十年九月
8.官場之慎：貴在善於自保
護身的學問，被許多人解釋過，在曾國藩更是深有體會。他早早就涉足官場，對那些結黨營私、苟且求生、貪圖享樂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點利國利民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來閑言碎語。加上清王室乃是清朝旗人的王室，對漢人有著強烈的排斥與擠壓，使得曾國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遠慮，唯恐不周。
曾國藩的家鄉有個朱知縣，與當地鄉紳關係甚密，與曾國藩家中也有密切來往。後來當地的財政出現了赤字，一些鄉紳擔心他會因此而被調離或降職，從而損害自身利益，激奮之時就口出豪言，想倡議全縣人民捐錢彌補虧空，從而留住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國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見，詢問該不該支持這種行為。
曾國藩認為，發出這樣的倡議之激辭，不過是官紳的小把戲。他們冠冕堂皇地提出來，似乎是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諸行動的時候，出錢財的事必定分攤到百姓頭上。他們出不出錢，出多少錢誰知道呢？但他們卻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銀兩的時候，又必然會有惡官酷吏假公濟私、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百姓的血汗錢，更可怕的後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實施，那麼以後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豈不是把勞苦百姓推入深淵之中了？
曾國藩認為，官職的補缺，官員的調遣，都有定規，偶有例外，也是偶一為之。因此，虧空補平也無助於官吏去留，這顯然表明事情不過是巧立名目謀取私利而已。曾國藩對此洞若觀火。因此，他讓家人持旁觀態度，靜觀事變。
曾國藩在數十年的官場生涯中，遇事無不如此深謀遠慮，巧妙周旋。
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愚”，實際上他城府很深，頗有心機。他無論是在位高權重、一呼百應時，還是在舉足輕重、一言而決時，甚至在他不得誌的困難之時，都不與朝中權貴交往。他不願卷入“旋渦”中，做無謂的犧牲。但這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係。事實上，曾國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鹹豐朝倚重肅順，在同治朝倚重恭親王，都形跡顯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肅順都不得善終，奕訢也幾經挫折，而曾國藩官照升，蔭照封，宦海浮沉似乎與他無緣。尤為歎奇的是，掌政的後繼者與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國藩也巋然不動，這就很值得研究。肅順和穆彰阿是這樣，恭親王與肅順又是這樣，都是“仇人接班”，曾與穆、肅關係都不一般。我們認為，這是曾國藩運用了“心有靈犀、不露痕跡”之策。姑且以曾國藩與肅順關係為例。
滿族貴族中主張重用湘軍集團的文慶，雖在鹹豐六年病死，但繼起有人，且權勢更大。鹹豐後期，皇族出身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異母弟肅順為首的集團已經形成，並且愈來愈得到鹹豐帝的信任，得到愈來愈大的權力。三人“盤結，同幹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拱手聽命，伴食而已”。肅順尤為突出，遇事敢作敢為，又與軍機大臣杜翰、兵部尚書陳孚恩、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人結為死黨。同時，又廣泛招納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頗搜羅人才，資以延譽樹黨”。
肅順這樣打擊大臣和政敵，大肆結納黨羽，顯然是為他長期把持朝政鋪平道路；後來他與那拉氏、奕訢爭奪最高權力，正是這一圖謀的體現。有這樣野心的人，對當時軍隊，特別是戰鬥力量強的湘軍，自然不會漠不關心。但不論是打擊或籠絡湘軍集團，都遠比上述種種活動更為微妙，更須精心處理。軍隊是國家機器的支柱，大臣與帶兵將帥密切往來，最易招致政敵的攻擊，甚至引來不測之大禍。肅順自然不敢貿然行動，曾國藩、胡林翼也會因避嫌而巧妙為之。
事實上，肅順與湘軍集團確有著微妙的聯係。在其招納的眾多人員中，不少人與湘軍集團有密切關係，甚至就是湘軍集團中的一員。如尹耕雲不僅為曾國藩任禮部侍郎時之屬員，且“極器重之”，同時，尹也為肅順之屬吏，且對之“敬禮有加”。李鴻裔（眉生），正如他兒子所說：“在京師出文正（曾國藩）門下，深悉先君品學。”後來肅順又“素與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燾、王闓運、龍白臬臣、李榕等人均與曾、胡同為長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與曾為“金石至交”。而肅順與他們有密切關係。郭不僅為肅賞識，且與肅黨陳孚恩交往甚密，陳向鹹豐帝推薦郭“堪充謀士之選”，被“即日召見，在南書房行走”。王為肅順之家庭教師，肅對王更“激賞之”，要與王結為“異姓兄弟”。
這樣破格相待，使王終生感激不已。數十年後，王至北京還去看望肅順的兒子，並加資助。李與肅關係後來雖破裂，但李為戶部下吏時，卻“見賞於本部尚書肅順，部事輒谘之”。此外，還有鹹豐二年離京，一別14年。倆人從年齡、位置等方麵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曆史的巨變，他們之間很可能終生都不會打交道。但喜歡捉弄人的曆史偏偏讓這兩個重量級人物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生難以割舍的關係。鹹豐末年，由於肅順鼎力相薦，清廷開始考慮把鎮壓太平天國的任務交給曾國藩等湘軍首領。但曾國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機警，對肅順的重用沒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訢發動政變、查抄肅順家產時，發現了許多朝野文武大臣與肅順交往的信件，但沒有發現曾國藩寫給肅順的一宇一言，以至於慈禧發出“曾國藩乃忠臣”的讚歎。
政變十八天後，奕訢請兩宮皇太後正式委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節製江商四省軍務。將江南軍務委之於曾國藩，這是鹹豐十年就決定了的事。現在奕訢明確委江南四省軍務於曾國藩，是要表示新政權對於曾氏的信任，比之肅順時代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人稱肅順推重“湘賢”，此事不假。但肅順當政時，同時也設江南、江北大營以與湘軍分功。奕訢當政後，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營，而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這說明他承認正規的八旗、綠營軍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漢族地主武裝中蘊藏著的巨大潛力，決心將它發掘出來。
奕訢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令曾國藩節製江南四省軍務。在那裏，太平軍占據著江北重鎮廬州，並與撚軍張樂行部、苗沛霖部協同作戰。在江南，太平軍正謀求向財富之區的蘇浙發展，早已占領蘇州、常州；並新克名城嚴州、紹興、寧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和鬆江等地也警報頻傳。因此，盡管鹹豐帝大喪期間湘軍占領了長江中遊的安慶，但形勢仍不能掉以輕心，前敵各軍必須統籌兼顧、改變以往不相統屬、互不救援的積習。令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就是授以前敵指揮大權。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變化是，朝廷放手讓湘軍將帥出任地方長官的同時，給曾國藩等人極大的軍事便宜處置權。過去將帥有所行動要連日奏報，聽從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訢向前敵將帥表達兩宮皇太後及皇帝的關注，寄諭說，兩官皇太後“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當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披覽，一切規劃，輒深嘉許，言聽計從”，要求各將帥要及時將有裨軍務的“勝算老謀”奏報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權密切關注著前方戰場的動向，並給將帥們以必要的信賴感。
但是這期間，曾國藩卻連篇累牘地請求收回節製四省軍務的成命，說“權位太重，恐開爭權競勢之風，並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曾國藩是理學家，又熟諳清代掌故，他知道愛新覺羅皇朝對漢族官員一直是限製使用的，以往漢官雖可任巡撫，可任總督，但身兼四省軍務者還沒有過。“權重足以致禍”，他對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過切膚之痛。
現在曾國藩有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奕訢清楚，政變後起用祁雋藻、翁心豐和彭蘊章，隻是借用他們的聲望，並未付以實權，沒讓他們回軍機處，真正依靠的是漢臣以及漢族地主武裝，實行的是沒有肅順的肅順政策。這個政策的底數應該交給曾國藩，對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圖報。奕訢特地請兩宮皇太後鈐發上諭慰勉說：“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亦豈能的假事權？”“望以軍務為重，力圖征剿，以拯民於水火”，不許曾國藩再辭。
曾國藩這才“勉強”接受了四省兵權，但同時趕緊表示，今後要更加努力盡忠報國，每隔十日以奏折彙報一次，以免“朝廷謹念”，“誠惶誠恐”之態溢於言表。
鹹豐十年（1860）閏二月，鹹豐帝任命劉長佑為廣西巡撫，正是這一轉變的先兆。三、四月間，當江南大營徹底崩潰，蘇南正在瓦解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人們感到問題十分嚴重，議論紛紛。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為湘軍創建者，也是鹹豐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就成了湘軍與滿族貴族的關係能否進入新階段的關鍵。肅順乘時進言破關，其他人就不難繼曾而出任督撫。這就是說，滿族貴族終於拋棄舊的方針，而采用新的方針，即由使用、限製，改為全麵依靠。事實也證明了這一轉變。六月，不僅實授曾為兩江總督，且加以欽差大臣重任。此後對曾國藩的下屬又多有任命。這顯然是向曾國藩伸出了結交之手，他所給予湘軍集團的實權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盡管曾國藩對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卻始終不動聲色，隻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間接往來。後來肅順被慈禧以政變形式處決，想要進一步清除其黨羽時，自然沒有任何有關曾國藩的把柄。
道光帝的第六子，即後來封為恭親王的奕昕雖然沒有繼承皇位，但在鹹豐、同治、光緒三朝發揮了他人無可替代的作用。奕訢生於道光十二年（1833），比生於嘉慶十六年（1811）的曾國藩小22歲。奕訢是皇子，在鹹豐末年至同治時期，是清政府各項大政的主要決策者之一。
曾國藩認為，古往今來，世事複雜多變，險象環生，危機四伏，封建社會的宦海官場中，更是難有寧日，任何時候，都有善於鑽營、巴結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這種人不把心思用到濟國濟民建功立業上，而是挖空心思謀求個人私利，打擊壓製忠良賢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成大事箴言：
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餘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警惕，恒懼罹於大戾。弟來信勸吾總宜遵旨辦理，萬不可自出主意。餘必依弟策而行，盡可放心。禍咎之來，本難預料，然惟不貪財、不巧取、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
——同治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