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曆史規律的認真探索，是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以後關心中國曆史文化的青年學人的共同的追求。青年毛澤東立誌“隻將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他說：“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將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複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間，曾不能難，愚意或震之以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這裏所謂“明貫過去現在將來”，所謂“百世可知”的“大本”，與一般意義上所說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十分接近的。
看來，毛澤東由曾國藩思想而提出的“本源”說或“大本大源”說，已經對於曾國藩的曆史意識大有超越。而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毛澤東的有關認識，則又有顯著的變化。然而他當時即期望“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的誌向的形成，卻隱約有曾國藩影響的痕跡。
傳教：迎合中國人的心理
毛澤東與曾國藩的“本源”觀有所不同，然而他們對於某些曆史現象的認識卻頗多相近之處。例如，對於西漢初年思想家賈誼的《治安策》，曾國藩曾經有這樣的評論：“奏疏以漢人為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於《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為絕唱。”他還讚美賈誼這篇政論“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徹，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鳴原堂論文·賈誼陳政事疏》）。毛澤東對《治安策》也有高度的評價。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寫道：“《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如伯達、喬木有興趣，可給一閱。”一說“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徹，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一說“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都高度肯定了賈誼這篇政論的價值。
毛澤東對曾國藩的評價，集中體現於《講堂錄》中這樣的內容中：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範希文，後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範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
他認為，如同宋代範仲淹高過韓琦一樣，清代的曾國藩也超過與他“並稱”的左宗棠。他認為，曾國藩和範仲淹同樣，都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他們不僅成就了事功，其思想也影響於社會。
曾國藩與太平軍作戰，曾屢戰屢敗，甚至不止一次絕望自殺。王閩運《湘軍誌·營利》中說，曾國藩“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指出他在戰役指揮方麵並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將。然而最終能夠轉敗為勝，重要因素之一在於采用的宣傳鼓動方式的優越。洪秀全從西方傳教士那裏得到片斷的天主教教義，稍加改裝而成為“拜上帝教”，用以動員群眾。對於“孔孟諸子之書”，則“盡行禁除”，企圖徹底破除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曾國藩注意到太平天國的這一特點，在《討粵匪檄》中寫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他於是以捍衛傳統“名教”，“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為號召，動員“凡讀書識字者”和“鄉野老實之人”參軍參戰。曾國藩以傳統倫理綱常作為維係軍心的基本形式，又以親子師生的宗法關係強化軍隊內部的人事結構，教育將士習勞忍苦，一掃清朝八旗、綠營的陳腐陋習，終於取得了對太平軍作戰的最後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