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稿的整理是在中航工業集團全係統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期間，劉老（鴻誌）對曆史的回顧和反思，使編者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科學發展的理念，是在總結中國現代化建設經驗、順應時代潮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也是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科學發展最為關鍵的是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中客觀事物的內在規律。縱觀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曆史，凡順應事物發展規律就前進、就勝利；而違背了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無不遭受懲罰。
作者結合自己的親身實踐，認真總結了中國航空工業從修理、仿製到自行設計製造的曆史經驗和教訓，深入思考航空科學研究、航空工業的特點和規律。對本書編輯出版極具現實意義。
當今世界，由於航空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和在現代戰爭中製空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世界強國都在不斷強化航空工業的戰略性產業地位。作為戰略性產業，航空科研與航空製造業密不可分，兩者之間的關係有著與其他產業不同的特點和規律。航空科技發展有力地推動現代航空製造業發展，同時對一個國家的基礎工業及相關科學技術起到了強勁的牽引作用。基於這一認識，國際上航空強國在航空科研管理體製上采取了具有共同點的模式，即書中講到的：
“當今世界上航空科研最先進的要算美國、前蘇聯、西歐的英國、法國和德國。以前的資料把他們分成美國類型、前蘇聯類型、西歐類型三類。這裏列舉的五個國家盡管在國內的體製、組織結構上各有差別，但這五國有4點是共同的。
1.這五國都設有規模大、力量集中的航空科研中心。
2.這五國的航空科研基本上歸入國防科研管理範疇。
3.這五國的航空科研機構與工業界脫鉤，不在同一係統內管理。
4.這五國的航空科研機構各有側重，形成係統。
這五國在航空科研體製上有一個共同的認識：航空科研是一種有規律可循的活動。研究機構的設置，其規模與職能任務的確定，應遵循航空科研活動的規律。因此，這五國航空科研體製中主要科研機構的功能作用具備共同的特征。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航空科研都是由國家設立的機構；都是直接從事航空科研活動的研究實體；都是從事大致相同的研究活動；在對外關係上都是開放式的。我認為這就是他們航空工業發達的原因。”
自1949年建國以來，中國的航空工業在原來十分薄弱的基礎上重建，走了一條曲折的路，其中科研體製的確經曆了多次反複。本書對這一段曆史的回顧可以使我們更加明了當時包括政府和軍方決策層在內的各級領導、專家、學者在航空科研規律認識上的差異和正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