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這是針對那些要大有作為的係統組織而言的組織原則。但作為一個想成就一番事業的個人，同樣有一套相應的做人準則，那就是要做到外圓內方，方圓自如。隻有那些學會了外圓內方的人，才能在做人原則的堅定性和具體處事的靈活性之間遊刃有餘。相反，一根筋的做法隻能處處碰壁，弄得個頭破血流，最終還是一事無成，隻有一些所謂的原則又有何用？
說到封建社會的改革，我們始終避不開兩個人，一個是王安石，另一個就是張居正。王安石變法持續了十餘年，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是古代少有的較為成功的變法，但他在改革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強烈的反對也是曆史上少有的。相比之下，同樣處於王朝衰微、江河日下的時代，張居正的改革卻從容得多，並沒有遭到朝野上下一致而激烈的反對。這是為什麼呢？
眾所周知，改革是觸動社會體製的變革，是帶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體製性的改變。因為要改變行之已久的章程和法令，不僅會使很多蹈常習故的人不適應，而且會遭遇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抗，這都是不可避免的。當時的反對者通常利用祖製、祖訓來抵製改革，以維持現狀，即“法祖”。古代強烈的崇古意識培育了廣泛而濃厚的法祖輿論，這在社會變革之際往往成為惰性力量。要使改革獲得成功，不僅要有實際利益的推動，還要在思想上引導人們對改革的認同，化惰性為動力，這是發號施令所達不到的思想深處的動員。所以，能不能建立足以動員民眾的改革理論，才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張居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在改革初期就豎起了“法祖”的旗號。
執政後，張居正向神宗提出：“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製，不必紛紛更改……臣之區區之身，為國謀策，但要為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意見更紛。”他又對滿朝文武大臣一再宣布：“吾守祖宗法。”
雖然打起了“恪守祖製”的旗號，但張居正並不是因循故轍，無所作為。他深知對長期留下來的流弊必須大力整頓，不僅要有除舊革新的勇氣，更要有謀劃、有策略。
張居正運用人們熟知的曆史常識，重新解釋商、周、秦、漢興亡盛衰的曆史教訓，提出因時順勢的變法思想。他認為從夏、商，而至周代，天下進入多事之秋，其後曆經秦、漢、隋、唐、宋、元，而至本朝，前朝俱由興盛而衰亡，倘若前朝治國無方，無力挽救衰敗，其勢必變為新朝。他以興亡交替不可逆轉之勢，說明後代必須克服前代的弊端，發展前代之優勢，才得以一代勝過一代，即“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這是造化的自然之理，不順應這造化的機運，雖是貢禹、薛宣、韋賢、匡衡這樣的先朝重臣、大儒也是“不達世變者”。強調的是以發展的觀念報效祖先。“造化”本是古人觀察世事滄桑的用語，張居正加以創造性的發揮，用以說明同樣是效法祖先，卻有順應或違反造化之別。這一論點的提出，既打起了祖先的旗號，又反擊了保守者的攻訐，這正是他的犀利和機敏。表麵上看，張居正仍舊按部就班，因而沒有引起統治階層的普遍不安，使得改革能夠較為平穩地發展深入。
張居正這樣的做法猶如中國古代的“托古”，目的是要以古代的權威對抗現實的權威，假托古人的理論說服或壓製反對者。所以，這在當時保守勢力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條件下，是非常明智的。
張居正的經驗充分說明了成功的改革家不是魯莽的冒險家，而是老練的政治家。隻有利用適當的時機和妥善的策略才能夠成功，反之一味地“橫衝直撞”隻會讓自己頭破血流。
縱觀曆史，大凡能成就偉業者，無不是深諳做人之道。知道做人何時應該進，何時應該退，何時應該“方”，何時應該“圓”。《菜根譚》裏有這樣一句話：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僨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意思就是：能夠建立功勳、成就大業的人，大多是處世謙虛圓通的人；而那些喪失機會導致失敗的人，必定是固執任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