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連休息的時候也沒有，吃飯的時候也沒有！”技術人員說。
參加政治生活，怎樣參加呢？一天到晚，他工作著，人家到他耳朵邊來發議論，他可連聽的精神也沒有；無線電訊，他得不到，報紙吧，也沒有，他也沒有工夫去向人要，也不知道該向何處要，在外邊，他還能過得到的起碼的政治生活，在這裏，他連一點時事的消息也得不到。“近來打得怎樣？”有一個技術人員常常問我：“真的，日本鬼子打到我眼前，我也不會知道的。”技術人員，他們比不得文化人，教授，需要知道這些，而做參考，可是他們是不是不需要知道呢？如果有晚會吧，難得送技術人員一張戲券——人們以為這些人是不懂得什麼文藝戲劇的，——卻是在最後麵的一排，椅子前後沒高低，他看不見，又太擠，隻好回去。不能參加政治生活，這是誰使他這樣的？怎樣使他工作有規定——不至於像一頭無可告訴的牛一樣——有餘暇，有休息，並且幫助他不但使他本來的技術盡量在抗戰中發揮出來。先生！問題是在你，不要完全把他們拋在一旁！因著你，做政治工作者，不理會他們，遂使他們苦悶，不安！所以，問題是在你，做政治工作者，而不在他，技術人員。有什麼可怕呢？技術人員，就使是一把利刃，也要看怎樣使用。不會使用的人，會割破了自己的指頭，過於亂用把鋒口折斷；但若好好地使用，使用得當，不會割破自己指頭，也不會折斷鋒口，問題是在如何使用它。
有的技術人員說，技術人員來到延安，還嫌太早，再遲十年，情形一定不同。這話也許對的，——不過延安的事情積極來做，有些事情推動得很快，幾個月也夠了——八路軍多年來老在行軍之中過日子，建設工作對於他們或者比較外行一點，不過聽說當時在江西，雖然在極不安定與極端艱苦之中，他們也做了不少建設工作，日常需用品及軍火，他們都開工廠自己製造。現在這裏急需技術人員，這是一個事實，而他們優待技術人員也是一個事實。
在延安，一講起技術人員，人們的腦子裏馬上就想到醫生，因為除了醫生，延安還極少有別種技術人員，本來有一個摩托學校，現在聽說已停辦了。
邊區的醫療工作，邊區政府並不像全國別的地方政府，設衛生處，管轄地方醫務與軍隊醫務，這裏就是有一個第十八集團軍軍醫處，他所領導之下有許多的前後方醫務所診療所及邊區醫院。邊區醫院要算是延安技術人員集中之所在。那天，我去參觀，正碰見西安招待所中認識的李女士也在參觀邊區醫院，她比我關心醫療工作，什麼都問到，什麼都記下來。
邊區醫院能容納一百個病人，工作人員連醫生在內一百三十多人——紅十字會派來的醫療隊及救護隊在外——每月經費二千四百元，在這裏，這是一個極大的數目呢！病人的夥食，米在外，——是發一斤四兩一天——每天菜一角。工作人員的米與病人一樣的量，不過是小米，菜是四分一天。問病人說，他們並不天天吃大米，也吃小米，一角與四分的菜也沒有分別，病人也常是一星期才得吃一次肉，有時十天才得吃著一次呢！病人所住的窯洞是西向或西北向，工作人員所住的窯洞是南向，有極好的陽光。病人進院，並不是一定經醫生診治過後證明需要入院治療，每個機關的負責人都可以介紹病人入院。這是一個極特別的地方，所以說是醫院，不如說是一個調養的所在，因為醫生並未能嚴格執行他的職務。進院的病人既然並不一定是有病的，出院也不是醫生所能決定的。院長是一位生長在八路軍裏的二十幾歲的青年，他是衛生學校畢業出來的，雖然這樣年輕，但看去好像已做過二三十年的院長。聽說他不看病，那麼他是辦醫務行政的。他的津貼與八路軍軍醫處處長及邊區醫院最高津貼的醫生一樣，每月十五元。衛生學校六個月畢業，畢業出來就是醫生。這樣的醫生也有十五元一月的津貼，而子女妻子等的生活一切均由公家負擔。在外邊，兩三年學出來的看護，賺三四十元一月，還得養家呢。邊院的女看護，身體都十分強壯，胖得簡直變成四方，不像女孩子，像一個裝足了書的藤箱，她們有的是長征過來的。
衛生學校也是屬於八路軍軍醫處的，我還沒有機會去參觀，聽說裏麵的學員最近已增加許多人，好像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培植陣地醫生，學習時間為六個月。
有一次，敵機轟炸延安時，我恰在一個較幽僻的熟人的窯洞裏，有幾個剛從衛生學校畢業出來的年輕醫生與幾個正要往衛生學校去的抗大女生，進來躲飛機，大家就一同聊天。
“外麵來的醫生，就是技術好也沒有用處，因為他們不能認清政治，不懂得政治，要動搖……”一個年輕醫生說。聽他們說來，他們並不是一定要著重醫療的本身工作，第一還是政治工作。但是我個人，對於醫生，我卻隻苛求他們的技術，記得我回國後，生了一場大病，牙齒都壞了，有一晚，我痛得幾乎想從樓窗口跳出去，家人怎樣安慰我也不生效力；次日我找到一個牙醫，我什麼也不要知道，隻求他快快把我的牙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