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戰線剛成立的時候，延安曾有國內外新聞記者去訪問——《大公報》記者範長江先生——美國記者斯諾先生——各種性質不同的團體的參觀，也有一個兩個人單獨地來探奇的。大約稍稍關心國事的人，對於彼時延安的介紹，總已有了一點影子。此後，蘆溝橋事起，我國為抵製強敵不斷的侵略，發動了神聖的全麵抗戰，以前的紅軍，即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也就是第十八集團軍的一部分），出赴山西一帶作戰，當第一次，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平型關一役，博得全國的讚揚；可是在另一方麵，抗戰已經一年多了，在一般人的腦子中，延安依然是很神秘的，好比一幅圖畫，隻見到一角，不見整個。延安是不是這樣的神秘古怪？統一戰線後的延安，可有什麼改變？及抗戰中的延安，是怎樣的動態？特別是，那裏的人是怎樣生活著的？這些都是我想知道而不得的。結果，我決定跑到延安去作一個短時間的逗留，我想我的疑問或者會得到一個清楚的回答。
人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可是我個人的經驗，入蜀並不是頂困難的，雖然我沒有坐差船的幸運，不過如果能想法買到船票，坐著外輪，那麼由漢口動身，九天工夫就可到重慶了（我說的是去年十二月裏的情形）。上重慶碼頭的石級，怕是那些入川的人感到最難受的一件事情，此外那皮包骨頭的轎夫會使你起異樣的感覺。
在重慶，我留了一共近兩個月，另外，我曾在涪陵的鄉下居住了四個多月，我很高興我在四川的鄉間生活，可以說我自有生以來，從沒有接近過那樣的農村：四周隻有稀稀的草屋，沒有一家店鋪，來往於狹隘的山路上的，就是那些赤腳的下田的男女同胞，他們是那樣的質樸，天真，辛勤，他們又那樣的貧苦，絕對不能以江浙的農人來比的。真的不到四川，不知四川農村的苦，江浙的農人，有時會穿起綢衣，皮褂，下雨的時候，穿上一雙套鞋；可是四川的農人的生活，決不是江浙農人所能想象的，吃的是雜糧，蠶豆，山芋，吃玉蜀黍已算是好的；穿的是補成千塊的破衣。離涪陵三百裏的重慶，那一切就完全不同了。逃難的人源源地來，旅館裏塞滿了人，街路上，店鋪裏，飯店裏……沒有一個地方不塞滿了人。一間沒有上海的亭子間那樣大且十分暗黑的房間，要十五元一月的房租，而且要先付的。許多穿著華美衣服的男女老幼，在街頭，在戲院門口，一群群地走著、立著，總要以為有盛大的什麼會似的。飯館門口停著許多輛掛著“防空”標誌的汽車，在青年會旁邊的京菜館燕市酒家，星期六的晚上，除非在五點鍾之前去，否則，找不到一個座位。大家用暢了錢，大家也賺夠了錢。但是你如果有感情，一定會起一種異樣的感覺，感覺到重慶的生活是寒熱的生活，而不是健康正常的生活，一切都在發著寒熱。真實地說，我不愛重慶這樣的生活，我覺得不是戰時所該有的，尤其是為了抵抗外來侵略的一個自衛戰爭的時候，這個現象將是很羞恥的。我急於想離開重慶，但在另一方麵，我是依戀著重慶的，那些朋友，他們對我太好了。為了來接我，渡船觸礁，幾乎淹死的濟安先生與趙學廣先生同他的夫人，使我感愧，不安到極點。別離了十多年的鴻明姐，居然在重慶會麵，她的真摯，她的友情，一如往昔，那一天的晚宴，更使我感動的，是桌子上有杭州蓴菜湯與昆明的火腿（她說以代替金華火腿的）。我們談了些巴黎的前後舊友，有的已死了，談著當年在北平時的一切，那時我們的遊蹤，北海，三貝子花園，陶然亭……我真的感激她那樣熱情熱意留我住在重慶，可是我還是走了，鴻明姐，我想你一定會原恕我的吧。
從重慶到成都去的公路，汽車每天頂多隻開三輛，旅客已登記到八月初。雖然一切都還是人情問題，但我不耐煩等下去，也不想去走路腳弄票子（因為路腳之上還有路腳，除非是頂大的路腳）。靠了一位懂事務的朋友的幫助，想出了一個妙計：由重慶坐船到嘉定今四川樂山市。，由嘉定再坐公共汽車到成都，這是繞了圈子。照我們以理推想，繞圈子的人一定不會多的。六月三十日下午五時我上了××公司的××輪，出於我的意料之外，統艙裏早已擠滿了人，沒有一個空隙，人家還是午後一時就來占住鋪位的。沒奈何，隻好在煙筒旁邊鋪下了我的睡位，胡亂地睡一夜。次日早上五點，船開了，馬達的聲音同煙筒所發出的熱氣把我驚醒過來，雖然有風，可是那熱氣簡直把我烘得頭暈。最令我失望的是旅客大部分都是走長路的，並且竟有好幾個南渝中學的學生是要由嘉定再轉成都的。
在這隻船上，有好幾個自江浙流亡出來的家庭，有一個無錫人，夫婦倆帶了三個孩子，大的隻有五歲。無錫我曾住過一年半，對這個城市留得極好的印象，工商業發達，知識開通，文化水準相當的高。我同他們就談起無錫來了。